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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的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如此不同的语文中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肠"（owels）字和它最为相近1克伦威尔在一六五年写信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说："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太久的危险。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1owels，在圣经中，有时作"肠"解，有时作"爱心"解。——译注。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是不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的了解，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知识"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需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便不能够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的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则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的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平心静气地考察到，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他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鸡以科学分类为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个印象中估量事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好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孚来第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a... -->>
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的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如此不同的语文中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肠"（owels）字和它最为相近1克伦威尔在一六五年写信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说："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太久的危险。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1owels，在圣经中，有时作"肠"解，有时作"爱心"解。——译注。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是不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的了解，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知识"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需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便不能够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的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则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的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平心静气地考察到，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他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鸡以科学分类为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个印象中估量事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好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孚来第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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