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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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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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