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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为一本书签约事短期赴港，住在弥顿道新乐酒店，出酒店往南不远就是九龙公园，公园门外有著名的佰丽购物走廊，一字排开着若干中档服装精品店。因为去香港次数多了，加以对购物了无兴致，所以那天经过时脚步匆匆，目不斜视。就在我刚要把那段路走完时，迎面遇上了三个游人，看模样是两位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那儿子透着营养充足，该是高中生吧，虽说人高马大，满脸却溢出稚气。本来我们可以擦身而过，那父亲却突然站住，问儿子："还去那家店做什么？"儿子以一个强烈的肢体语言带出一句话来："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于是母亲脸上放出光来。这短暂的场景被我无意中撞见。我暂停数秒后，绕过他们往前走，没有回头，却久久回味着这熙攘人世中最平凡的一幕。
那家游客来自内地南方何省？反正，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吧。大概是，他们兴致勃勃地逛过了许多商店以后，货比三家，最后，那儿子觉得还是该促进母亲返回佰丽廊的某家专卖店，把那件非常中意却当时嫌贵的华衫买下。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做派、情调，是否太庸俗、琐屑、渺小？本来，他们自己一家人之间，有这些微渺的情愫表露，是很自然的，但被我这么个冷眼人从旁看到听见，仿佛不仅窥视了别家的钥匙孔，还要把那锁孔里的情景显微放映，即使他们自己不难为情，我也为他们难为情。
记得以前读过叶圣陶的一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具体情节忘光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也不能复述，只是留下个印象，那潘先生的小资产阶级做派，非常地卑微，令读者为他难为情。现在不是"潘先生在难中"，而是"潘先生在福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利用暑假游香港。香港的零售业是否有些萎缩？其"购物天堂"的地位是否仍旧稳固？如何使香港持续繁荣还有一些更其严肃宏大的话题，但"潘先生"一家却没进入那些话题，他们只是享受着当下，逛街，观光，购物，下饭馆以至于那位"小潘"当街摇晃着已经发育得很足的身子，顿脚撒娇说："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受到严格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教育。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每逢暑假，我所在的那个班级的班干部总是要发动全班同学搞活动，不是集中在教室学政治，就是到工地义务劳动，要么就搞军事游戏。这些活动当然很有意义，我也尽量积极参加，但是，暑假毕竟是暑假呀，我姐姐在哈尔滨上大学，暑假回北京，我总想跟姐姐一起单独地玩玩，就是姐姐在家里用缝纫机给她自己做布拉吉（苏式连衣裙），我守在一旁说笑，也觉得特别惬意。有几回我就没参加那说是"自愿参加"的集体活动，留在家里跟姐姐玩，结果就被某班干部猛批："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你是要姐姐还是要革命？"我心想姐姐和革命我都要，不行么？
革命不是要让人死，而是要让人活；不是要让人活得难受，而是要让人活得舒服；革命不是要轻视生产蔑视消费，而是要发展生产促进消费。如今革命的代名词是改革开放，在其途程中，巨富应当受到抑制，贫困应当逐步解脱，而小资产阶级的"潘先生"，亦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牢靠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有不可随意侵犯的休假期，比如说暑期就举家到香港旅游购物，而其没有过饥饿记忆的儿子会对母亲买一件价值不菲的衣衫大表孝心。那样的社会族群，应该得到扩展，他们的思维与情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理解，包括他们那看似卑微的哀乐，那溶解在日常存在之中的琐屑的人生乐趣。
说到底，究竟谁应该感到难为情？究竟应该为什么感到难为情？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有时还在回味佰丽购物廊前的一幕，还在往深里思索。
暑期为一本书签约事短期赴港，住在弥顿道新乐酒店，出酒店往南不远就是九龙公园，公园门外有著名的佰丽购物走廊，一字排开着若干中档服装精品店。因为去香港次数多了，加以对购物了无兴致，所以那天经过时脚步匆匆，目不斜视。就在我刚要把那段路走完时，迎面遇上了三个游人，看模样是两位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那儿子透着营养充足，该是高中生吧，虽说人高马大，满脸却溢出稚气。本来我们可以擦身而过，那父亲却突然站住，问儿子："还去那家店做什么？"儿子以一个强烈的肢体语言带出一句话来："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于是母亲脸上放出光来。这短暂的场景被我无意中撞见。我暂停数秒后，绕过他们往前走，没有回头，却久久回味着这熙攘人世中最平凡的一幕。
那家游客来自内地南方何省？反正，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吧。大概是，他们兴致勃勃地逛过了许多商店以后，货比三家，最后，那儿子觉得还是该促进母亲返回佰丽廊的某家专卖店，把那件非常中意却当时嫌贵的华衫买下。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做派、情调，是否太庸俗、琐屑、渺小？本来，他们自己一家人之间，有这些微渺的情愫表露，是很自然的，但被我这么个冷眼人从旁看到听见，仿佛不仅窥视了别家的钥匙孔，还要把那锁孔里的情景显微放映，即使他们自己不难为情，我也为他们难为情。
记得以前读过叶圣陶的一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具体情节忘光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也不能复述，只是留下个印象，那潘先生的小资产阶级做派，非常地卑微，令读者为他难为情。现在不是"潘先生在难中"，而是"潘先生在福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利用暑假游香港。香港的零售业是否有些萎缩？其"购物天堂"的地位是否仍旧稳固？如何使香港持续繁荣还有一些更其严肃宏大的话题，但"潘先生"一家却没进入那些话题，他们只是享受着当下，逛街，观光，购物，下饭馆以至于那位"小潘"当街摇晃着已经发育得很足的身子，顿脚撒娇说："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受到严格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教育。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每逢暑假，我所在的那个班级的班干部总是要发动全班同学搞活动，不是集中在教室学政治，就是到工地义务劳动，要么就搞军事游戏。这些活动当然很有意义，我也尽量积极参加，但是，暑假毕竟是暑假呀，我姐姐在哈尔滨上大学，暑假回北京，我总想跟姐姐一起单独地玩玩，就是姐姐在家里用缝纫机给她自己做布拉吉（苏式连衣裙），我守在一旁说笑，也觉得特别惬意。有几回我就没参加那说是"自愿参加"的集体活动，留在家里跟姐姐玩，结果就被某班干部猛批："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你是要姐姐还是要革命？"我心想姐姐和革命我都要，不行么？
革命不是要让人死，而是要让人活；不是要让人活得难受，而是要让人活得舒服；革命不是要轻视生产蔑视消费，而是要发展生产促进消费。如今革命的代名词是改革开放，在其途程中，巨富应当受到抑制，贫困应当逐步解脱，而小资产阶级的"潘先生"，亦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牢靠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有不可随意侵犯的休假期，比如说暑期就举家到香港旅游购物，而其没有过饥饿记忆的儿子会对母亲买一件价值不菲的衣衫大表孝心。那样的社会族群，应该得到扩展，他们的思维与情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理解，包括他们那看似卑微的哀乐，那溶解在日常存在之中的琐屑的人生乐趣。
说到底，究竟谁应该感到难为情？究竟应该为什么感到难为情？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有时还在回味佰丽购物廊前的一幕，还在往深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