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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岭上，像陶凡家这般式样的房子共二十来栋，布局分散，让桃树遮隔着。住户都是地委、行署的头儿。他在这里当了两年地委副书记，十年一把手，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位前任。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似乎都有他的影子闪烁其间。这座小山上的桃树是他让栽的，桃岭这个山名是他起的，桃岭西头的桃园宾馆是他命名的，桃园宾馆四个字当然也是他题的。渐渐地，桃岭成了这个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下面干部议论某些神秘事情，往往会说这是来自桃岭的消息。
陶凡从自己家步行到桃园宾馆只需六七分钟。地区的主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现在地区召开全区性重要会议，陶凡都被请了去，坐在主席台上。每次都是张兆林事先打电话请示，临开会了，步行到陶凡家里，再同陶凡一道从桃岭上小道往宾馆去。陶凡一进入会场，张兆林就在身后鼓掌，全场立即掌声如雷。陶凡当然看得出张兆林的意思。张兆林一则明白自己资格嫩，要借他压阵，二则亦可表明对他的尊重，争取他的支持。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他在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只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林姨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重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道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现在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有回，又是一个全区性会议，张兆林照例来请陶凡。陶凡打了个哈哈，说：“兆林，我是个退休的人了，不能再替你打工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坐在主席台上，要做到不打瞌睡，很难啊！幸好你的报告精彩，不然，我会出洋相的。”张兆林客气几句，再不说多话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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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岭上，像陶凡家这般式样的房子共二十来栋，布局分散，让桃树遮隔着。住户都是地委、行署的头儿。他在这里当了两年地委副书记，十年一把手，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位前任。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似乎都有他的影子闪烁其间。这座小山上的桃树是他让栽的，桃岭这个山名是他起的，桃岭西头的桃园宾馆是他命名的，桃园宾馆四个字当然也是他题的。渐渐地，桃岭成了这个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下面干部议论某些神秘事情，往往会说这是来自桃岭的消息。
陶凡从自己家步行到桃园宾馆只需六七分钟。地区的主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现在地区召开全区性重要会议，陶凡都被请了去，坐在主席台上。每次都是张兆林事先打电话请示，临开会了，步行到陶凡家里，再同陶凡一道从桃岭上小道往宾馆去。陶凡一进入会场，张兆林就在身后鼓掌，全场立即掌声如雷。陶凡当然看得出张兆林的意思。张兆林一则明白自己资格嫩，要借他压阵，二则亦可表明对他的尊重，争取他的支持。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他在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只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林姨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重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道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现在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有回，又是一个全区性会议，张兆林照例来请陶凡。陶凡打了个哈哈，说：“兆林，我是个退休的人了，不能再替你打工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坐在主席台上，要做到不打瞌睡，很难啊！幸好你的报告精彩，不然，我会出洋相的。”张兆林客气几句，再不说多话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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