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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生活没有旁观者王跃文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王跃文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全文完）
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生活没有旁观者王跃文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王跃文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