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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v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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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v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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