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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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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