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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