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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
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
“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
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
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
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
1988年9月于银川
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
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
“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
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
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
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
1988年9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