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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一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
“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
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呜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
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
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闷响，成群的泥块儿，疾速地进溅起来。飞艇拖着三缕黑烟一抖翅膀便到了沙梁上空。那些从翅膀底下吐出的火舌断断续续的，声音像狗叫，沙梁上腾起一簇簇黄色的尘雾。它们在空中玩弄着燕子点水的把戏，莽莽撞撞地扎下来，又冒冒失失地拉上去，拉上去时，窗玻璃银光闪烁，机翅膀上却闪烁着钢蓝色的光芒。沙梁上一片混乱，那些土黄色的士兵在尘雾中蹦跳着，喊叫着。一道道黄色的火舌射向空中，枪声连成一片，像刮风一样。两架飞艇，像受惊的大鸟，歪斜着翅膀向空中钻，它们的声音像疯子唱歌。其个一架飞艇钻着钻着便钻不动了，肚子里蹿出一股浓黑的烟，拖曳着，咕嘟咕嘟的，摇摇晃晃的，打着旋磨儿，一头扎到了荒原里。
它的头像犁铧，翻起了一大片泥土，翅膀唿扇着，唿扇了一小会儿，便有一大团火，从它的肚子里，忽喇喇地爆开，成了一个大火球，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把野兔子都震起来了。另一架飞艇，在很高的地方转了一圈，呜呜地哭着，飞走了。
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还没有死，还朝着我们翻白眼。母亲抓起一把碱土，按到那个窟窿上，但绿色的汁液和灰白的肠子，像泥鳅一样滋滋有声地钻出来。母亲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碱土，往那窟窿上堵，却总是堵不住。二哑的肠子，淌了半篓子。我的羊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噢噢”地怪叫着，肚子剧烈地收缩，脊背弓起，一团乱草从它嘴里呕出来。在它的带动下，我与大姐也弓着腰呕吐。母亲垂着两只沾满血泥的手，呆呆地望着那些肠子，她的嘴翕动着，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猩红的液体，然后她就嚎哭起来。
后来，从小树林的炮兵阵地那边，黑老鸹般的炮弹，一批紧跟着一批，飞向我们村庄的方向，蓝色的光芒，把树林那儿的天空映成了紫丁香的颜色，太阳灰蒙蒙的，黯然失色。一排炮过去，荒原里就像滚过一阵雷，然后便是炮弹的呼啸，然后就是敲破锣似的弹头爆炸声和一柱柱的白烟腾起。在我们村庄那儿，几排炮过后，从蛟龙河对岸，有更大的炮弹回敬过来，炮弹有的落在小树林里，有的落在荒原上。你来我往的炮弹，像串亲戚一样。灼热的气浪在荒原上涌动。打过一个时辰，小树林里起了大火，炮声没了。我们村子那边，却还有炮弹往这边发射，并且越打越远。沙梁后边，突然又蓝了一片天，成群的大炮弹，吹着口哨，砸在我们村那儿，这个炮群比小树林里那个炮群要大得多，炮弹也厉害。我不是说小树林炮群发射的炮弹像黑老鸹一样吗？沙梁后藏着的炮群发射的炮弹就像一群齐头齐脑的小黑猪，它们“啁啁”地叫着，迈动着小短腿，扭动着小尾巴，你追我赶地落到我们村里去。落地后它们可就不是小黑猪了，是大黑豹、黑老虎、黑野猪，锯齿獠牙，碰到什么咬什么。大炮对射着，飞艇又来了，这会儿一来就是十二架，两架一拨，并着膀飞。这次它们飞得很高，一边飞一边往下下蛋，荒原上出现了很多大窟窿。后来呢？一群坦克从我们村子那边踉踉跄跄地开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那抻着长脖子跑起来嘎啦嘎啦的家伙叫坦克。它们排成横队，在盐碱荒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坦克肚皮下成串的铁轮子飞快地转动着，铁的履带一环紧迫着另一环，嘎嘎啦啦往前跑。沟沟坎坎它都不再乎，脖子一挺就过去了。它们一边疯跑一边咳嗽、打喷嚏、吐痰，横行霸道不讲理。吐够了痰它就吐火球，吐一个火球它的长脖子就往后缩一下。荒原上那些深沟被它打几个转儿就研平了，有一些土色的小人儿被它碾到泥里去。它们跑过去的地方，地像犁了一遍似的，满目都是新土。
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
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一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
“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
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呜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
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
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闷响，成群的泥块儿，疾速地进溅起来。飞艇拖着三缕黑烟一抖翅膀便到了沙梁上空。那些从翅膀底下吐出的火舌断断续续的，声音像狗叫，沙梁上腾起一簇簇黄色的尘雾。它们在空中玩弄着燕子点水的把戏，莽莽撞撞地扎下来，又冒冒失失地拉上去，拉上去时，窗玻璃银光闪烁，机翅膀上却闪烁着钢蓝色的光芒。沙梁上一片混乱，那些土黄色的士兵在尘雾中蹦跳着，喊叫着。一道道黄色的火舌射向空中，枪声连成一片，像刮风一样。两架飞艇，像受惊的大鸟，歪斜着翅膀向空中钻，它们的声音像疯子唱歌。其个一架飞艇钻着钻着便钻不动了，肚子里蹿出一股浓黑的烟，拖曳着，咕嘟咕嘟的，摇摇晃晃的，打着旋磨儿，一头扎到了荒原里。
它的头像犁铧，翻起了一大片泥土，翅膀唿扇着，唿扇了一小会儿，便有一大团火，从它的肚子里，忽喇喇地爆开，成了一个大火球，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把野兔子都震起来了。另一架飞艇，在很高的地方转了一圈，呜呜地哭着，飞走了。
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还没有死，还朝着我们翻白眼。母亲抓起一把碱土，按到那个窟窿上，但绿色的汁液和灰白的肠子，像泥鳅一样滋滋有声地钻出来。母亲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碱土，往那窟窿上堵，却总是堵不住。二哑的肠子，淌了半篓子。我的羊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噢噢”地怪叫着，肚子剧烈地收缩，脊背弓起，一团乱草从它嘴里呕出来。在它的带动下，我与大姐也弓着腰呕吐。母亲垂着两只沾满血泥的手，呆呆地望着那些肠子，她的嘴翕动着，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猩红的液体，然后她就嚎哭起来。
后来，从小树林的炮兵阵地那边，黑老鸹般的炮弹，一批紧跟着一批，飞向我们村庄的方向，蓝色的光芒，把树林那儿的天空映成了紫丁香的颜色，太阳灰蒙蒙的，黯然失色。一排炮过去，荒原里就像滚过一阵雷，然后便是炮弹的呼啸，然后就是敲破锣似的弹头爆炸声和一柱柱的白烟腾起。在我们村庄那儿，几排炮过后，从蛟龙河对岸，有更大的炮弹回敬过来，炮弹有的落在小树林里，有的落在荒原上。你来我往的炮弹，像串亲戚一样。灼热的气浪在荒原上涌动。打过一个时辰，小树林里起了大火，炮声没了。我们村子那边，却还有炮弹往这边发射，并且越打越远。沙梁后边，突然又蓝了一片天，成群的大炮弹，吹着口哨，砸在我们村那儿，这个炮群比小树林里那个炮群要大得多，炮弹也厉害。我不是说小树林炮群发射的炮弹像黑老鸹一样吗？沙梁后藏着的炮群发射的炮弹就像一群齐头齐脑的小黑猪，它们“啁啁”地叫着，迈动着小短腿，扭动着小尾巴，你追我赶地落到我们村里去。落地后它们可就不是小黑猪了，是大黑豹、黑老虎、黑野猪，锯齿獠牙，碰到什么咬什么。大炮对射着，飞艇又来了，这会儿一来就是十二架，两架一拨，并着膀飞。这次它们飞得很高，一边飞一边往下下蛋，荒原上出现了很多大窟窿。后来呢？一群坦克从我们村子那边踉踉跄跄地开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那抻着长脖子跑起来嘎啦嘎啦的家伙叫坦克。它们排成横队，在盐碱荒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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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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