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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拉着疲乏至极的牛，在麻叔家那条胡同里转来转去。转到麻叔家大门口，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竖起耳朵，听着屋子里的动静。杜大爷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光。他嗤哄着鼻子，说：“香，真他奶奶的香！”
我确实也闻到了一股香气，是不是炒牛蛋子的香气我拿不准。但除了炒牛蛋子的香气还能有炒什么的香气呢？
我把鲁西们的缰绳扔给他就往麻叔家里跑，我什么都忘了也不能把麻婶许给我的那碗牛蛋子忘了。麻婶说给我留出一碗，还说等天黑了就来叫我。但现在天黑了许多，她也没来叫我。我何必等她来叫我？想吃牛蛋子还等人家来叫我？我怎么这么大的架子？我要是现在不借机冲进去，那碗牛蛋子很可能就要被不知道什么人吃掉了。
杜大爷不但没接我扔给他的牛缰绳，连他自己手里的牛缰绳也扔掉了。他扯住我的胳膊，怒冲冲地问：“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我进去看看麻婶在家炒什么东西。”
“那也轮不到你去看，”杜大爷说“要看也得我去看。”
“凭什么要你进去看？”我努力往外挣着胳膊，大声说。
“我比你年纪大，”杜大爷说：“我还有事要向队长请示。”
杜大爷把我推到牛头前，说：“好生看着，别让它们趴下！”然后他就虎虎地闯进麻叔家院子里去了。
我感到一股怒火直冲头顶。我仿佛看到老杜把那碗本来属于我的牛蛋子吞到了他肚里。大小鲁西，双脊，你们这三头丢了蛋子的牛，你们愿意趴下就趴下吧！你们不怕把伤口挣开你们就趴下吧！你们活够了就趴下吧！我是村子里恶名昭著的不良少年，我可不能把属于我的美味佳肴让老杜抢去。我扔了牛，悄悄地进了院子。
但我毕竟怕麻叔，不敢硬往里闯。我需要观察。我避开灶间门**出的光线，弯着腰摸到那扇透出光亮的格于窗前。窗棂上蒙着白纸，我仿照故事里说的，伸出舌尖，舔破了窗纸。我从这个小洞眼里看进去。我首先看到的当然是那张红木炕桌上摆着的盘子。炕桌子摆着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二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三个盘子里还剩下小半盘韭菜炒牛蛋子。除了这三个盘子，炕桌上还有两个绿色的酒盅子。除了这两个绿色的酒盅子，还有两双红色的筷子。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盛过农药的绿瓶子。当然现在这瓶子里盛的不是农药而是烧酒。那时候我们喜欢用盛过农药的瓶子装酒。我们用完了农药就把药瓶子扔到河里泡着，泡个三五天我们就把瓶子提上来装酒。麻叔说用这种药瓶子装酒特别香。
炕上，麻叔与老董同志对面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红木炕桌。那张红木桌子像茄子皮一样发亮，这是麻婶与麻叔结婚时，麻婶带过来的嫁妆。这炕桌是麻叔家的镇家之宝，除非来了贵客，否则决不会往外搬。我心里想老董同志您的面子可是不小哇！
在麻叔这边，麻婶侧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她的嘴上油油的，看样子她也用麻叔的筷子吃了一点。她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样子她也就着麻叔的酒盅子喝了一点。最后，我不得不看到了坐在炕前长条凳上那个坏蛋老杜，那个明明说把他的女儿杜五花许配给我做老婆但却食言让杜五花跟邻村小木匠定了婚的老浑蛋杜玉民。杜玉民是他的官名，但我们根本不叫他杜玉民，我们叫他杜鲁门。杜鲁门坐在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膝盖，腰板挺得笔直，活像个一年级小学生。他下巴上留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子。他的脸很长，上嘴唇很短，下嘴唇很长。他的下嘴唇不但很长而且很厚。他的双眼一只大一只小。那只大眼之所以大是因为他年轻时眼皮上生过疖子。他那只小眼睛滴溜溜转，那只大眼睛却直直地不会转。他穿着一件对襟黑棉袄，当胸一排铜钮扣。他说这排铜钮扣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铜钮扣闪闪发光，他的头也闪闪发光。
他的厚嘴唇哆嗦着说：“老董同志，队长，我向你们报告，大小鲁西的蛋子不流血了，吃晚饭的时候，双脊的蛋子也不流血了。”
老董同志说：“好好好，只要不流血，就不会出问题了。”
老董同志的灰白色脸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脸，看样子已经喝了不少。他是公家人，不会像麻叔那样盘腿大坐。他的两条长腿别别扭扭地，一会儿伸开，一会儿蜷起。
麻婶说“老董同志，您要是不舒服就坐着我们的枕头吧！”
老董同志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您客气什么呀？”麻婶说着，从炕头上拉过一个枕头，塞在老董同志屁股下。
老董同志说：“这下舒服了。”
麻叔拿起酒瓶子，给老董同志的盅子里倒满酒，说：“多喝点，今日让您吃累了。”
老董同志端起酒盅，吱地一声，就把酒吸干了。
杜鲁门舔舔嘴唇，说：“队长，我有个建议。”
麻叔不耐烦地说：“什么建议？”
杜鲁门说：“牛割了蛋子，是大手术，我建议弄点麸皮豆饼泡点水饮饮它们，给它们加点营养，让它们好得快点”
麻叔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痛，鼓皮，豆饼，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队里穷得连点灯油都打不起了... -->>
我们拉着疲乏至极的牛，在麻叔家那条胡同里转来转去。转到麻叔家大门口，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竖起耳朵，听着屋子里的动静。杜大爷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光。他嗤哄着鼻子，说：“香，真他奶奶的香！”
我确实也闻到了一股香气，是不是炒牛蛋子的香气我拿不准。但除了炒牛蛋子的香气还能有炒什么的香气呢？
我把鲁西们的缰绳扔给他就往麻叔家里跑，我什么都忘了也不能把麻婶许给我的那碗牛蛋子忘了。麻婶说给我留出一碗，还说等天黑了就来叫我。但现在天黑了许多，她也没来叫我。我何必等她来叫我？想吃牛蛋子还等人家来叫我？我怎么这么大的架子？我要是现在不借机冲进去，那碗牛蛋子很可能就要被不知道什么人吃掉了。
杜大爷不但没接我扔给他的牛缰绳，连他自己手里的牛缰绳也扔掉了。他扯住我的胳膊，怒冲冲地问：“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我进去看看麻婶在家炒什么东西。”
“那也轮不到你去看，”杜大爷说“要看也得我去看。”
“凭什么要你进去看？”我努力往外挣着胳膊，大声说。
“我比你年纪大，”杜大爷说：“我还有事要向队长请示。”
杜大爷把我推到牛头前，说：“好生看着，别让它们趴下！”然后他就虎虎地闯进麻叔家院子里去了。
我感到一股怒火直冲头顶。我仿佛看到老杜把那碗本来属于我的牛蛋子吞到了他肚里。大小鲁西，双脊，你们这三头丢了蛋子的牛，你们愿意趴下就趴下吧！你们不怕把伤口挣开你们就趴下吧！你们活够了就趴下吧！我是村子里恶名昭著的不良少年，我可不能把属于我的美味佳肴让老杜抢去。我扔了牛，悄悄地进了院子。
但我毕竟怕麻叔，不敢硬往里闯。我需要观察。我避开灶间门**出的光线，弯着腰摸到那扇透出光亮的格于窗前。窗棂上蒙着白纸，我仿照故事里说的，伸出舌尖，舔破了窗纸。我从这个小洞眼里看进去。我首先看到的当然是那张红木炕桌上摆着的盘子。炕桌子摆着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二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三个盘子里还剩下小半盘韭菜炒牛蛋子。除了这三个盘子，炕桌上还有两个绿色的酒盅子。除了这两个绿色的酒盅子，还有两双红色的筷子。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盛过农药的绿瓶子。当然现在这瓶子里盛的不是农药而是烧酒。那时候我们喜欢用盛过农药的瓶子装酒。我们用完了农药就把药瓶子扔到河里泡着，泡个三五天我们就把瓶子提上来装酒。麻叔说用这种药瓶子装酒特别香。
炕上，麻叔与老董同志对面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红木炕桌。那张红木桌子像茄子皮一样发亮，这是麻婶与麻叔结婚时，麻婶带过来的嫁妆。这炕桌是麻叔家的镇家之宝，除非来了贵客，否则决不会往外搬。我心里想老董同志您的面子可是不小哇！
在麻叔这边，麻婶侧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她的嘴上油油的，看样子她也用麻叔的筷子吃了一点。她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样子她也就着麻叔的酒盅子喝了一点。最后，我不得不看到了坐在炕前长条凳上那个坏蛋老杜，那个明明说把他的女儿杜五花许配给我做老婆但却食言让杜五花跟邻村小木匠定了婚的老浑蛋杜玉民。杜玉民是他的官名，但我们根本不叫他杜玉民，我们叫他杜鲁门。杜鲁门坐在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膝盖，腰板挺得笔直，活像个一年级小学生。他下巴上留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子。他的脸很长，上嘴唇很短，下嘴唇很长。他的下嘴唇不但很长而且很厚。他的双眼一只大一只小。那只大眼之所以大是因为他年轻时眼皮上生过疖子。他那只小眼睛滴溜溜转，那只大眼睛却直直地不会转。他穿着一件对襟黑棉袄，当胸一排铜钮扣。他说这排铜钮扣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铜钮扣闪闪发光，他的头也闪闪发光。
他的厚嘴唇哆嗦着说：“老董同志，队长，我向你们报告，大小鲁西的蛋子不流血了，吃晚饭的时候，双脊的蛋子也不流血了。”
老董同志说：“好好好，只要不流血，就不会出问题了。”
老董同志的灰白色脸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脸，看样子已经喝了不少。他是公家人，不会像麻叔那样盘腿大坐。他的两条长腿别别扭扭地，一会儿伸开，一会儿蜷起。
麻婶说“老董同志，您要是不舒服就坐着我们的枕头吧！”
老董同志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您客气什么呀？”麻婶说着，从炕头上拉过一个枕头，塞在老董同志屁股下。
老董同志说：“这下舒服了。”
麻叔拿起酒瓶子，给老董同志的盅子里倒满酒，说：“多喝点，今日让您吃累了。”
老董同志端起酒盅，吱地一声，就把酒吸干了。
杜鲁门舔舔嘴唇，说：“队长，我有个建议。”
麻叔不耐烦地说：“什么建议？”
杜鲁门说：“牛割了蛋子，是大手术，我建议弄点麸皮豆饼泡点水饮饮它们，给它们加点营养，让它们好得快点”
麻叔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痛，鼓皮，豆饼，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队里穷得连点灯油都打不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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