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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但是，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会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作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18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他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几个月后他们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并没有被单独监禁，因此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探望。在狱警领我们进入监狱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时，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两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押出监狱。我们短暂地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假装互不相识。我们在监狱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办好了离开西班牙回国的手续。尽管他证件齐全，但在出境检查时仍然被捕，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穿着灯心绒马裤而被当作民兵抓起来的。我们擦肩而过，有如从不相识。这真是太可怕了。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由于身穿蓝制服的卫兵正在虎视每一个角落，与太多的熟人打招呼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newgate*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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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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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食物，他说那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出去。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时间就是一切。现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许会在六点离开办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会弄到哪儿去了——或者已被销毁，或者已被丢进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那时又会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头北面的作战部内。当我急急冲冲地走近楼梯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长的刺刀拦住了我，要求出示“证明”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遣散证明。很显然，他不识字，他放我上楼去，他大概也对我那一挥而过的“证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战部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结构布局十分复杂，环绕中心庭院的每一层楼面都有上百个办公室。这里是西班牙，没有人稍稍知道一点我正寻找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我不断地重复：“elcoronel——，jefedeingenieros，ejercitodeeste！”*人们冲着我微笑，还优雅地耸耸肩。那些自以为知道一点的人给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指示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沿着长长的楼道跑，结果都是碰壁而回。时间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噩梦一般：我在楼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诡秘的人们你来我网，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可以瞥见，杂乱无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飞逝，一条无辜的生命也许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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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管事的人，军队主管，这个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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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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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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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 -->>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但是，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会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作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18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他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几个月后他们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并没有被单独监禁，因此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探望。在狱警领我们进入监狱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时，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两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押出监狱。我们短暂地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假装互不相识。我们在监狱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办好了离开西班牙回国的手续。尽管他证件齐全，但在出境检查时仍然被捕，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穿着灯心绒马裤而被当作民兵抓起来的。我们擦肩而过，有如从不相识。这真是太可怕了。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由于身穿蓝制服的卫兵正在虎视每一个角落，与太多的熟人打招呼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newgate*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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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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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食物，他说那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出去。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时间就是一切。现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许会在六点离开办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会弄到哪儿去了——或者已被销毁，或者已被丢进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那时又会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头北面的作战部内。当我急急冲冲地走近楼梯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长的刺刀拦住了我，要求出示“证明”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遣散证明。很显然，他不识字，他放我上楼去，他大概也对我那一挥而过的“证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战部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结构布局十分复杂，环绕中心庭院的每一层楼面都有上百个办公室。这里是西班牙，没有人稍稍知道一点我正寻找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我不断地重复：“elcoronel——，jefedeingenieros，ejercitodeeste！”*人们冲着我微笑，还优雅地耸耸肩。那些自以为知道一点的人给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指示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沿着长长的楼道跑，结果都是碰壁而回。时间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噩梦一般：我在楼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诡秘的人们你来我网，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可以瞥见，杂乱无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飞逝，一条无辜的生命也许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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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管事的人，军队主管，这个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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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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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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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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