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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终于受伤了。
那时，我们刚刚从战壕里出来，正在一段路上行军，距前线大约一英里，应该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里已处于德国人的射程之内。突然，他们开始打过来几发炮弹——是那种高能量的玩意儿，差不多一分钟才打一发，就是常见的“啾——！”然后是“嘭！”的一声，炸响在左边地里。我想打中我的是第三发，听它飞来，我马上就知道是冲我来的，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呢。听别人说，你总是知道哪一发是冲你来的，它的声音不是一般炮弹所发出的声音，而是：“我冲你来了，你个xx，你，你个xx，你！”——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约三秒钟内，最后的一声“你”就是爆炸声。
我感到好像有只空气做的巨手把我扫开。马上，随着迸破和碎裂的感觉，我掉进路边沟里的一大堆旧罐头盒、木头碎片、锈铁丝网、粪便、空弹两天它都区别药盒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人们把我拖出来并把我身上的灰尘清理了一部分后，发现我伤得不厉害，只是有很多弹壳小碎片炸进我屁股一侧和腿后部靠下面的地方安营扎寨。但幸运的是，我落下时摔断了一根肋骨，受伤程度刚好让我可以被送回英国。我那个冬天的时间都花在一个医护营里，就在靠近伊斯特本的石灰岩地区。
你知不知道那种战时的医护营？一长排一长排的木制小屋就像鸡舍，直接建在能冻死人的石灰岩上——人们曾称之为“南岸”让我纳闷“北岸”会是怎么样——那里的风好像吹自四面八方。穿着灰蓝色法兰绒军装、系着红色领带的伙计一群群游来荡去，想找个避风处，可是从来找不到。有时，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儿会两个一排被领着给我们发烟卷和薄荷冰淇淋，他们称我们为“挂彩的大兵”会有一个脸蛋粉红、年龄八岁左右的小孩儿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伤兵那里，撕开一包伍德百恩烟卷，然后神情肃穆地给每人发一支，就好像在动物园里喂猴子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身体还行，都会在那片石灰岩地区逛上几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从来没有几个女孩。营房下面的山谷里有片矮树林，离黄昏还很早时，能看到每颗树那里都靠着黏在一块的一对男女。有时，如果那刚好是棵粗树，每边就会有一对。关于那段日子，我主要记着的是坐在荆豆树丛边上，就在凛烈的寒风里，手指被冻得弯曲，嘴里是薄荷冰淇淋味道。那就是当兵时的代表性记忆，但是不管怎样，我那时已不再是个大兵。我受伤前，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作为提级对象报了上去。不过这次军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个文盲，只要他愿意，就能得到任命。出院后，我直接去了考尔切斯特的军官培训营。
战争对人的影响很奇怪。仅仅不到三年前，我还是个手脚麻利的铺子里的售货员，系着白围裙，腰弯在柜台上，嘴里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往前看，当个杂货商就是我的前途，至于当军官，在我脑子里跟得到骑士爵位一样遥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经戴上了怪里怪气的帽子和黄色领圈，大摇大摆地走路了，跟其他临时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这才是我要说的——从哪方面说都不会感到奇怪，那年头，什么都见怪不怪。
就好像你被一台巨型机器捉住，你感觉到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行事，同时也没有想抵抗的念头。人们如果没这种感觉，那么不管什么仗，都不会打得超过三个月，部队也就收拾家伙各自回国了。我为什么要参军？还有，为什么有一百万别的蠢货会在强制征兵前参军？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英国，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我的布列颠千秋万代如何如何的玩意儿。但那些又能持续多久？我所认识的多数伙计还没到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前，就忘得一干二净。战壕里的那些人不是爱国者。他们不恨德国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勇的小个子比利时人以及德国人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在桌子上强奸修女（总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样更恶劣似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想着要当逃兵。那机器已经捉住了你，它想把你怎么样就能把你怎么样。它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扔到某些地方干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就算它把你扔到月亮上，也不会特别离奇。从我参军那天起，老日子就算过到了头，好像不再与我有关。从参军那天起，我惟一一次回下宾非尔德就是参加我妈的葬礼，不知道你信不信？现在说起来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好像再正常不过。我承认部分是因为爱尔西沃特斯，不用说，我走了二三个月后就不再给她写信。毫无疑问她又搭上了别人，我不想跟她再见面。如果不是为了这，我在有点假期时也许会回去看看我妈，她曾在我参军时大发脾气，可是她也会因为有个穿军装的儿子而自豪。
我爸一九一五年死的，我当时在法洗衣粉放在红国。跟那时比起来，我爸的死现在更让我伤心，这并非言过其辞。在当时，那只是坏消息中的一条，我接受了这个消息，却几乎毫无兴趣，脑子里空空的，感情淡漠。在战壕里，人们就是那样对待任何事的。我记得我爬到地下掩体的进口处，好趁着亮光看信，我还记得我妈滴在信上的泪痕，还有膝盖上的痛觉和泥巴的气味。我爸的寿险保险单几乎按全部价值抵押了，不过银行里还有点钱。撒拉辛斯准备购下存货，而且出于好意，甚至多付了点钱。不管怎样，我妈有两百镑多一点，还不包括家具。她暂时去住在她表妹家，她表妹嫁的是个小农场主，从战争中捞了不少，地方是在沃尔顿另一边几英里远的多克西利附近。我妈住在那儿只是“临时的”当时无论对什么，都有种“临时的”感觉。要在那年头——说是那年头，其实仅仅过去了一年——这种事会是令人震惊的大灾大难。我爸死了，铺子卖掉了，我妈在这世上还有两百镑钱，往前看，未来有点像是场十几幕长的悲剧，最后一幕便是穷人的葬礼。但在那时，战争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笼罩了一切，人们几乎不再想破产和济贫院的事。甚至对我妈来说也是这样，老天为证，她曾经对战争仅仅有着极为模糊的概念。还有，她当时已在走向死亡，虽然我们俩都不知道。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时，她来看过我，那时我已有两年多没见过她了，她的样子让我有点震惊。她似乎退了些颜色，不知道为什么，也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到那时我已经长成大人，也出门见了世面，对我来说，无论什么都变小了，但无疑她是变瘦了，肤色也黄了些。她用她一贯的絮絮叨叨的方式说着玛莎姨妈（就是跟她一块住的她的表妹）和下宾非尔德的变化。小伙子都“走了”（意思是参军了），她消化不良的毛病“一天比一天厉害”还有我那可怜的爸爸的墓碑以及他死时样子多么安详等等。都是那些老话，我听了很多年的老话，却不知为何，好像是由鬼魂说出，再也打动不了我。我所知道的她一直是个很了不起的，类似保护者的角色，有点像是船头的饰像，还有点像孵蛋的母鸡，但不管怎样，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个穿黑裙子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一切都变化了，退色了。那是她死之前我跟她见的最后一面。我在考尔切斯特训练学校时接到一封电报，里面说她病得很重，我就马上请了一星期的假，但还是太晚，我赶到多克西利时她已经死了。她自己还有别人想像的消化不良其实是体内长了某种肿瘤，一次胃突受风寒而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医生想让我不致过份伤心，说肿瘤是“良性”的，那让我想到用这词来称呼它真是怪事，因为照我看，正是那个害死了她。
我们把她埋在挨着我爸的地方，那是我对下宾非尔德的最后一眼。它变化很大，尽管仅仅才过去三年时间。有些铺子关门了，有些换了名字。几乎所有我从小就认识的男的都不在了，有几个死了。锡德拉夫格鲁夫死了，是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死的；“黄毛”沃森，那个曾属于“黑手帮”的农场小伙子，能活捉兔子的，他死在埃及；有个跟我在格里梅特的铺子里一起干过的伙计断了两条腿；老拉夫格鲁夫关了他的铺子，那时住在离沃尔顿不远的小屋里，靠的是一份微薄的年金。老格里梅特则不一样，他在战争中捞了不少，而且成了一个爱国者，是本地拒服兵役者审讯委员会成员。但是让这个镇子显得空荡荒凉的最主要因素，是马匹全没了，每一匹值得拉走的马很早之前就被征用。出租马车还有，但是拉它的那匹畜生如果不是有辕杆撑着，站都站不住。葬礼开始前一个钟头左右，我在镇上转了一下，跟人们打招呼，也在炫耀我的军装。幸运的是我没碰到爱尔西。我看到了所有变化，但好像又没留意到变化，我的心思跑到了别的事情上，主要是让人看到我身穿少尉军装时心里的那股得意劲儿。我戴着黑色的臂章（配在卡其布军服上很是醒目），穿着新的呢料子马裤。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站在坟墓边上时，我还在想着我的呢料马裤。后来，他们把一些土抛在棺材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妈躺在几英尺的土下意味着什么。我鼻子一酸，眼里有了泪水，但即使在那时，呢料马裤也并未完全从我脑子里消失。
不要觉得我对我妈的死无动于衷，我的确在乎。我不再是在战壕里了，我对死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他妈根本不关心，甚至也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种老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回。玛莎姨妈对有我这样一个当“真正军官”的外甥很感自豪，要不是我拦着，她就会对葬礼大操大办。办完后，她坐公共汽车回了多克西利，我则乘出租马车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去伦敦，然后再到考尔切斯特。马车经过了我们家的铺子，自从我爸死后，就没人接手它。它关着门，窗玻璃上的灰多得成了黑色，招牌上的“s。保灵”字样被他们拿水管工用的喷灯烧掉了。唉，那就是我从小孩儿长成男孩儿，最后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所住的房子。在那里，我在厨房的地板上爬来爬去过，闻到过豆饲料的气味，读过无畏者多诺文，做过文法学校的家庭作业，做过面包糊，补过自行车胎，试戴过我的第一副高领圈。在我眼里，它曾经像金字塔一样永恒不变，现在我却只会在有什么事时才会重返。我爸，我妈，乔，跑腿的男孩儿，老猎犬尼勒“点点”——尼勒之后的那只猎犬，红腹灰雀杰基，猫，阁楼上的耗子——全不在了，除了灰尘，什么也没留下，可是我他妈都无所谓。我为我妈的死感到难过，那会儿，我甚至为我爸的死感到难过，但同时，我心里还想到了别的事情。我因为被人看到坐在出租马车里而感到有点自豪，当时我对那玩意儿还不习惯。我还在想着我的新呢料马裤有多么合身，还有我那军官用的光滑平展的绑腿，跟大兵们用的粗料货太不一样了。我也在想着考尔切斯特的伙计们，想到我妈留给我的六十镑和那笔钱能让我们吃多少顿大餐。我还在感谢上帝没让我不巧再碰到爱尔西。
战争对人的影响异乎寻常，跟它杀人这方面比起来，有时候它在并非把人杀死这方面更异乎寻常。就像那是一股特大洪水，把你向死亡裹挟而去，然而突然，它把你冲到一个回水处，在那儿，你会发现自己在做着匪夷所思而且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且为此领着不薄的薪水。有些工兵营在沙漠里修着哪儿也通不到的铁路，有些伙计被放逐到大洋里的岛上，来警戒德国人几年前就被炸沉的巡洋舰，还有这样那样养着大批文职人员和打字员的政府部门，在其功能不存后仍年复一年存在着，靠的是某种惯性。人们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然后被当局一忘就是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正是这样，否则我也不会待在那里。但事情的前后经过倒挺有意思。
在对我的任命宣布后没多久，军火供应委员会需要招进军官。训练营的指挥官听说... -->>
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终于受伤了。
那时，我们刚刚从战壕里出来，正在一段路上行军，距前线大约一英里，应该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里已处于德国人的射程之内。突然，他们开始打过来几发炮弹——是那种高能量的玩意儿，差不多一分钟才打一发，就是常见的“啾——！”然后是“嘭！”的一声，炸响在左边地里。我想打中我的是第三发，听它飞来，我马上就知道是冲我来的，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呢。听别人说，你总是知道哪一发是冲你来的，它的声音不是一般炮弹所发出的声音，而是：“我冲你来了，你个xx，你，你个xx，你！”——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约三秒钟内，最后的一声“你”就是爆炸声。
我感到好像有只空气做的巨手把我扫开。马上，随着迸破和碎裂的感觉，我掉进路边沟里的一大堆旧罐头盒、木头碎片、锈铁丝网、粪便、空弹两天它都区别药盒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人们把我拖出来并把我身上的灰尘清理了一部分后，发现我伤得不厉害，只是有很多弹壳小碎片炸进我屁股一侧和腿后部靠下面的地方安营扎寨。但幸运的是，我落下时摔断了一根肋骨，受伤程度刚好让我可以被送回英国。我那个冬天的时间都花在一个医护营里，就在靠近伊斯特本的石灰岩地区。
你知不知道那种战时的医护营？一长排一长排的木制小屋就像鸡舍，直接建在能冻死人的石灰岩上——人们曾称之为“南岸”让我纳闷“北岸”会是怎么样——那里的风好像吹自四面八方。穿着灰蓝色法兰绒军装、系着红色领带的伙计一群群游来荡去，想找个避风处，可是从来找不到。有时，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儿会两个一排被领着给我们发烟卷和薄荷冰淇淋，他们称我们为“挂彩的大兵”会有一个脸蛋粉红、年龄八岁左右的小孩儿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伤兵那里，撕开一包伍德百恩烟卷，然后神情肃穆地给每人发一支，就好像在动物园里喂猴子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身体还行，都会在那片石灰岩地区逛上几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从来没有几个女孩。营房下面的山谷里有片矮树林，离黄昏还很早时，能看到每颗树那里都靠着黏在一块的一对男女。有时，如果那刚好是棵粗树，每边就会有一对。关于那段日子，我主要记着的是坐在荆豆树丛边上，就在凛烈的寒风里，手指被冻得弯曲，嘴里是薄荷冰淇淋味道。那就是当兵时的代表性记忆，但是不管怎样，我那时已不再是个大兵。我受伤前，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作为提级对象报了上去。不过这次军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个文盲，只要他愿意，就能得到任命。出院后，我直接去了考尔切斯特的军官培训营。
战争对人的影响很奇怪。仅仅不到三年前，我还是个手脚麻利的铺子里的售货员，系着白围裙，腰弯在柜台上，嘴里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往前看，当个杂货商就是我的前途，至于当军官，在我脑子里跟得到骑士爵位一样遥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经戴上了怪里怪气的帽子和黄色领圈，大摇大摆地走路了，跟其他临时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这才是我要说的——从哪方面说都不会感到奇怪，那年头，什么都见怪不怪。
就好像你被一台巨型机器捉住，你感觉到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行事，同时也没有想抵抗的念头。人们如果没这种感觉，那么不管什么仗，都不会打得超过三个月，部队也就收拾家伙各自回国了。我为什么要参军？还有，为什么有一百万别的蠢货会在强制征兵前参军？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英国，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我的布列颠千秋万代如何如何的玩意儿。但那些又能持续多久？我所认识的多数伙计还没到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前，就忘得一干二净。战壕里的那些人不是爱国者。他们不恨德国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勇的小个子比利时人以及德国人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在桌子上强奸修女（总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样更恶劣似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想着要当逃兵。那机器已经捉住了你，它想把你怎么样就能把你怎么样。它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扔到某些地方干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就算它把你扔到月亮上，也不会特别离奇。从我参军那天起，老日子就算过到了头，好像不再与我有关。从参军那天起，我惟一一次回下宾非尔德就是参加我妈的葬礼，不知道你信不信？现在说起来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好像再正常不过。我承认部分是因为爱尔西沃特斯，不用说，我走了二三个月后就不再给她写信。毫无疑问她又搭上了别人，我不想跟她再见面。如果不是为了这，我在有点假期时也许会回去看看我妈，她曾在我参军时大发脾气，可是她也会因为有个穿军装的儿子而自豪。
我爸一九一五年死的，我当时在法洗衣粉放在红国。跟那时比起来，我爸的死现在更让我伤心，这并非言过其辞。在当时，那只是坏消息中的一条，我接受了这个消息，却几乎毫无兴趣，脑子里空空的，感情淡漠。在战壕里，人们就是那样对待任何事的。我记得我爬到地下掩体的进口处，好趁着亮光看信，我还记得我妈滴在信上的泪痕，还有膝盖上的痛觉和泥巴的气味。我爸的寿险保险单几乎按全部价值抵押了，不过银行里还有点钱。撒拉辛斯准备购下存货，而且出于好意，甚至多付了点钱。不管怎样，我妈有两百镑多一点，还不包括家具。她暂时去住在她表妹家，她表妹嫁的是个小农场主，从战争中捞了不少，地方是在沃尔顿另一边几英里远的多克西利附近。我妈住在那儿只是“临时的”当时无论对什么，都有种“临时的”感觉。要在那年头——说是那年头，其实仅仅过去了一年——这种事会是令人震惊的大灾大难。我爸死了，铺子卖掉了，我妈在这世上还有两百镑钱，往前看，未来有点像是场十几幕长的悲剧，最后一幕便是穷人的葬礼。但在那时，战争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笼罩了一切，人们几乎不再想破产和济贫院的事。甚至对我妈来说也是这样，老天为证，她曾经对战争仅仅有着极为模糊的概念。还有，她当时已在走向死亡，虽然我们俩都不知道。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时，她来看过我，那时我已有两年多没见过她了，她的样子让我有点震惊。她似乎退了些颜色，不知道为什么，也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到那时我已经长成大人，也出门见了世面，对我来说，无论什么都变小了，但无疑她是变瘦了，肤色也黄了些。她用她一贯的絮絮叨叨的方式说着玛莎姨妈（就是跟她一块住的她的表妹）和下宾非尔德的变化。小伙子都“走了”（意思是参军了），她消化不良的毛病“一天比一天厉害”还有我那可怜的爸爸的墓碑以及他死时样子多么安详等等。都是那些老话，我听了很多年的老话，却不知为何，好像是由鬼魂说出，再也打动不了我。我所知道的她一直是个很了不起的，类似保护者的角色，有点像是船头的饰像，还有点像孵蛋的母鸡，但不管怎样，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个穿黑裙子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一切都变化了，退色了。那是她死之前我跟她见的最后一面。我在考尔切斯特训练学校时接到一封电报，里面说她病得很重，我就马上请了一星期的假，但还是太晚，我赶到多克西利时她已经死了。她自己还有别人想像的消化不良其实是体内长了某种肿瘤，一次胃突受风寒而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医生想让我不致过份伤心，说肿瘤是“良性”的，那让我想到用这词来称呼它真是怪事，因为照我看，正是那个害死了她。
我们把她埋在挨着我爸的地方，那是我对下宾非尔德的最后一眼。它变化很大，尽管仅仅才过去三年时间。有些铺子关门了，有些换了名字。几乎所有我从小就认识的男的都不在了，有几个死了。锡德拉夫格鲁夫死了，是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死的；“黄毛”沃森，那个曾属于“黑手帮”的农场小伙子，能活捉兔子的，他死在埃及；有个跟我在格里梅特的铺子里一起干过的伙计断了两条腿；老拉夫格鲁夫关了他的铺子，那时住在离沃尔顿不远的小屋里，靠的是一份微薄的年金。老格里梅特则不一样，他在战争中捞了不少，而且成了一个爱国者，是本地拒服兵役者审讯委员会成员。但是让这个镇子显得空荡荒凉的最主要因素，是马匹全没了，每一匹值得拉走的马很早之前就被征用。出租马车还有，但是拉它的那匹畜生如果不是有辕杆撑着，站都站不住。葬礼开始前一个钟头左右，我在镇上转了一下，跟人们打招呼，也在炫耀我的军装。幸运的是我没碰到爱尔西。我看到了所有变化，但好像又没留意到变化，我的心思跑到了别的事情上，主要是让人看到我身穿少尉军装时心里的那股得意劲儿。我戴着黑色的臂章（配在卡其布军服上很是醒目），穿着新的呢料子马裤。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站在坟墓边上时，我还在想着我的呢料马裤。后来，他们把一些土抛在棺材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妈躺在几英尺的土下意味着什么。我鼻子一酸，眼里有了泪水，但即使在那时，呢料马裤也并未完全从我脑子里消失。
不要觉得我对我妈的死无动于衷，我的确在乎。我不再是在战壕里了，我对死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他妈根本不关心，甚至也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种老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回。玛莎姨妈对有我这样一个当“真正军官”的外甥很感自豪，要不是我拦着，她就会对葬礼大操大办。办完后，她坐公共汽车回了多克西利，我则乘出租马车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去伦敦，然后再到考尔切斯特。马车经过了我们家的铺子，自从我爸死后，就没人接手它。它关着门，窗玻璃上的灰多得成了黑色，招牌上的“s。保灵”字样被他们拿水管工用的喷灯烧掉了。唉，那就是我从小孩儿长成男孩儿，最后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所住的房子。在那里，我在厨房的地板上爬来爬去过，闻到过豆饲料的气味，读过无畏者多诺文，做过文法学校的家庭作业，做过面包糊，补过自行车胎，试戴过我的第一副高领圈。在我眼里，它曾经像金字塔一样永恒不变，现在我却只会在有什么事时才会重返。我爸，我妈，乔，跑腿的男孩儿，老猎犬尼勒“点点”——尼勒之后的那只猎犬，红腹灰雀杰基，猫，阁楼上的耗子——全不在了，除了灰尘，什么也没留下，可是我他妈都无所谓。我为我妈的死感到难过，那会儿，我甚至为我爸的死感到难过，但同时，我心里还想到了别的事情。我因为被人看到坐在出租马车里而感到有点自豪，当时我对那玩意儿还不习惯。我还在想着我的新呢料马裤有多么合身，还有我那军官用的光滑平展的绑腿，跟大兵们用的粗料货太不一样了。我也在想着考尔切斯特的伙计们，想到我妈留给我的六十镑和那笔钱能让我们吃多少顿大餐。我还在感谢上帝没让我不巧再碰到爱尔西。
战争对人的影响异乎寻常，跟它杀人这方面比起来，有时候它在并非把人杀死这方面更异乎寻常。就像那是一股特大洪水，把你向死亡裹挟而去，然而突然，它把你冲到一个回水处，在那儿，你会发现自己在做着匪夷所思而且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且为此领着不薄的薪水。有些工兵营在沙漠里修着哪儿也通不到的铁路，有些伙计被放逐到大洋里的岛上，来警戒德国人几年前就被炸沉的巡洋舰，还有这样那样养着大批文职人员和打字员的政府部门，在其功能不存后仍年复一年存在着，靠的是某种惯性。人们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然后被当局一忘就是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正是这样，否则我也不会待在那里。但事情的前后经过倒挺有意思。
在对我的任命宣布后没多久，军火供应委员会需要招进军官。训练营的指挥官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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