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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 -->>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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