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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其实也是极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都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因此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一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壁就是顾准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他可曾来看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呢？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 -->>
顾准其实也是极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都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因此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一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壁就是顾准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他可曾来看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呢？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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