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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齐侯说：“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
能够用筭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数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白圭”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于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子贡这类人。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种人。孟子说：“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说：“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尚书说：“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我说：很容易识别。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须根据他的言论。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说：“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
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齐侯说：“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
能够用筭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数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白圭”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于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子贡这类人。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种人。孟子说：“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说：“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尚书说：“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我说：很容易识别。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须根据他的言论。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说：“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