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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狐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知之验，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世无祭祀复生之人，故死生之义未有所定。实者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鲁人将以玙敛，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
璠玙，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抇矣。孔子睹微见著，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著丘墓必抇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人必不听。何则？诸侯财多不忧贪，威强不惧抇。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著可闻，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伤化，绝卜拒医，独不伤义乎！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绝异处，不可同也。如当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于宅，与生同也。不明无知，为人倍其亲，独明葬黄泉，不为离其先乎？亲在狱中，罪疑未定，孝子驰走，以救其难。如罪定法立，终无门户，虽曾子、子骞，坐泣而已。何则？计动无益，空为烦也。今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与拘亲之罪决不可救何以异？不明无知，恐人倍其先，独明罪定，不为忽其亲乎！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
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即如生当备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绝用人之源，不防丧物之路，重人不爱用，痛人不忧国，传议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则水泄绝。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则水为患害。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乏〕，至，危亡之道也。
苏秦为燕使，使齐国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财物，苏秦身弗以劝勉之，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燕军卒至，无以自卫，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无知，使民自竭以厚葬亲，与苏秦奸计同一败。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欲之人，可一详览。详览如斯，可一薄葬矣。
<b>译文</b>
圣贤的事业，都是以薄葬节省财物为宗旨。然而世间崇尚厚葬，有铺张浪费的恶习，是由于儒家论述不清楚，墨家的论述又不正确的缘故。墨家的观点崇尚鬼，认为人死就变为鬼而且有知觉，能变成活人的形象来害人，所以引用杜伯变鬼之类的事例来作为证明。儒家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然而在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和举行祭祀时却备办了各种东西，这是为了不背弃死去的人借以劝勉话着的人。陆贾依照儒家的观点而论葬礼，所以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却不愿明确地判定有没有鬼。刘子政呈递关于薄葬的奏章，宗旨是想节省财物，但没有透彻地说明道理。因此世俗之人内心持有怀疑的看法，外面又听见杜伯变鬼之类的传说，又听说将要病死的人往往有坟里的死人来和他相见的事，所以就相信了有鬼的说法，认为死人像活人一样。
人们哀怜死人单独埋葬，灵魂孤单无人陪伴，丘墓封闭掩藏，谷物缺乏，所以制作偶人去侍奉装有死尸的棺材，在坟墓中多多储藏食物以便让鬼享用。这种风气逐渐发展影响所至，有的人倾家荡产，用殉葬品装满死人的棺材，甚至杀人用以殉葬，以满足活人的心愿。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把殉葬品放在棺内没有好处，而是受奢侈之心的影响在外表上相互炫耀，讲究排场。认为死人确实有知觉，跟活人没有什么不同，孔子反对这种说法，但也无法去断定事情的真象是怎样的。而陆贾的论述，两方面都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刘子政的奏章，也不能阐明儒家关于鬼无知的证明是什么，墨家关于鬼有知的理由是什么。
没有比有效验更能说明事情真象的了，没有比有证据更能肯定论点正确的了。空洞虚假的语言，即使符合根本的道理，人们仍然不会相信。因此社会上鄙陋无知轻信祸福的人，怕得罪死人而不怕违背道理，只看重死人而不顾全活人，耗尽财产以侍奉鬼神，不惜倾家荡产办理丧事。如果辩士、文人论证人死无知确有根据，就像墨家用杜伯变鬼的例子来论证人死有知一样，那么人死无知的真实情况就可以明白，薄葬节省财物的教化就可以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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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狐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知之验，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世无祭祀复生之人，故死生之义未有所定。实者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鲁人将以玙敛，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
璠玙，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抇矣。孔子睹微见著，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著丘墓必抇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人必不听。何则？诸侯财多不忧贪，威强不惧抇。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著可闻，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伤化，绝卜拒医，独不伤义乎！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绝异处，不可同也。如当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于宅，与生同也。不明无知，为人倍其亲，独明葬黄泉，不为离其先乎？亲在狱中，罪疑未定，孝子驰走，以救其难。如罪定法立，终无门户，虽曾子、子骞，坐泣而已。何则？计动无益，空为烦也。今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与拘亲之罪决不可救何以异？不明无知，恐人倍其先，独明罪定，不为忽其亲乎！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
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即如生当备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绝用人之源，不防丧物之路，重人不爱用，痛人不忧国，传议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则水泄绝。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则水为患害。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乏〕，至，危亡之道也。
苏秦为燕使，使齐国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财物，苏秦身弗以劝勉之，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燕军卒至，无以自卫，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无知，使民自竭以厚葬亲，与苏秦奸计同一败。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欲之人，可一详览。详览如斯，可一薄葬矣。
<b>译文</b>
圣贤的事业，都是以薄葬节省财物为宗旨。然而世间崇尚厚葬，有铺张浪费的恶习，是由于儒家论述不清楚，墨家的论述又不正确的缘故。墨家的观点崇尚鬼，认为人死就变为鬼而且有知觉，能变成活人的形象来害人，所以引用杜伯变鬼之类的事例来作为证明。儒家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然而在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和举行祭祀时却备办了各种东西，这是为了不背弃死去的人借以劝勉话着的人。陆贾依照儒家的观点而论葬礼，所以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却不愿明确地判定有没有鬼。刘子政呈递关于薄葬的奏章，宗旨是想节省财物，但没有透彻地说明道理。因此世俗之人内心持有怀疑的看法，外面又听见杜伯变鬼之类的传说，又听说将要病死的人往往有坟里的死人来和他相见的事，所以就相信了有鬼的说法，认为死人像活人一样。
人们哀怜死人单独埋葬，灵魂孤单无人陪伴，丘墓封闭掩藏，谷物缺乏，所以制作偶人去侍奉装有死尸的棺材，在坟墓中多多储藏食物以便让鬼享用。这种风气逐渐发展影响所至，有的人倾家荡产，用殉葬品装满死人的棺材，甚至杀人用以殉葬，以满足活人的心愿。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把殉葬品放在棺内没有好处，而是受奢侈之心的影响在外表上相互炫耀，讲究排场。认为死人确实有知觉，跟活人没有什么不同，孔子反对这种说法，但也无法去断定事情的真象是怎样的。而陆贾的论述，两方面都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刘子政的奏章，也不能阐明儒家关于鬼无知的证明是什么，墨家关于鬼有知的理由是什么。
没有比有效验更能说明事情真象的了，没有比有证据更能肯定论点正确的了。空洞虚假的语言，即使符合根本的道理，人们仍然不会相信。因此社会上鄙陋无知轻信祸福的人，怕得罪死人而不怕违背道理，只看重死人而不顾全活人，耗尽财产以侍奉鬼神，不惜倾家荡产办理丧事。如果辩士、文人论证人死无知确有根据，就像墨家用杜伯变鬼的例子来论证人死有知一样，那么人死无知的真实情况就可以明白，薄葬节省财物的教化就可以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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