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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983年夏天，敖登老师在接到平反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令人意外地上吊自杀。他是踩着一堆书籍把头伸进绳圈的，书后来倒了满地。当时我不在现场，据我的同学沈阳介绍，敖登老师死后手里还攥着一封信，那是他写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死的妻子的，通篇都是思念和愤怒。十年后，我在沈阳那里看到了敖登老师的信，看到一半我就哭了。我被老师的倾诉所打动。老师似乎留了一手，他没告诉我人还可以用死亡来倾诉，这是最伟大也是最痛快淋漓的倾诉，可以让世界震惊。这需要勇气，需要信仰的力量。敖登老师导演了一场悲剧，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观众。可是我没有看到剧终，我因为命运使然，中途退了场。所幸我记住了一种新的倾诉方式，这让我觉得我有了一种新的武器和新的力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里的色腺在慢慢变淡！没错，死亡就像一只残忍的手，它可以把这个世界剥成一张黑白照片。
死亡让世界失掉颜色。
这很像草原遇到秋天。
2008年春节期间，我再一次踏上草原，在内蒙古奈曼旗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找到敖登老师墓，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哭成了泪人。我想敖登老师会原谅我的脆弱。我现在是用泪水倾诉，倾诉一种想念，倾诉一种遗憾，倾诉一种时空倒错的苦痛！谁让我弄懂了一种方法呢？方法论现在十分流行，人们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但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方法太过于急功近利，走不了太远。只有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方法十分好用，可以支持我走遍天下。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我连声谢谢都无处可说。我想起了老师信中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2、用爱保护自己
草原充满了危机。每种危机来临，都可以要人性命。我的好多个同学和老师都先我而去。每次看到他们的亲人抚尸恸哭，我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护自己。
躲避死神和伤害，是人类的大命题。生活在草原上，这个命题就更为沉重。草原上的死亡方式和内地大有不同，稍不留神，你就被身边的灾难拉进地狱。我的体育老师杨进祥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至少有一百公斤，平时力量大得惊人。可是，有一年冬天他在校长家里喝多了酒，半道上睡在雪地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僵尸。我的许多同学不懂得在冬天的时候把袜子放在热炕上烘干，第二天照常穿着湿袜子上学，结果一个冬天下来，脚生了冻疮不说，还坐下了胃病，甚至患上不育症，痛苦终生。
我家有个蒙古邻居，就是会拉马头琴的铁木耳大叔，他一见到我就脱下我的鞋子，认真地检查我的袜子。他经常剪下一块羊皮，塞进我的鞋里，然后才满意地说：滚吧。脚下踩着一块干燥的温暖，那是冬天里的福气。我就是在铁木耳大叔的骂声里学会了生物性的自我保护。
我们上学的条件很差，学校离家太远，我们不能回家吃午饭，所以天天都要带饭。学校不给热午饭，饭只能凉吃，吃久了凉饭，胃会抽筋地疼。铁木耳大叔告诉我，干牛粪可以生火，中午的时候，把冷羊腿放在牛粪火上烤一下，吃了就不会胃疼。用牛粪火烤食物对于一个汉族孩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照做了。我知道，铁木耳大叔不会骗我。我也亲眼看到他用牛粪火烤羊肉吃。这以后的几年，我一直烤下去，羊肉没变味道，胃也不再疼了。我的同学沈阳却因为胃病，不得不回沈阳去住院治疗。沈阳的胃病一直都没有痊愈，1996年还动过胃切除手术。我到沈阳去看他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瘦得皮包骨，一米八二的个子，体重仅有一百斤，看了让人心碎。
铁木耳大叔每到冬天就给我准备一块羊皮，上面系着一条细绳子，上学的时候，铁木耳大叔把羊皮拴在我的腰带上，这样，不论我什么时候玩累了，都可以随意坐在地上。羊皮成功地阻隔了地上的潮气，我可以免受痔疮之苦。草原上的孩子大多有痔疮，发作起来不敢坐，只能站着上课。几乎每个班里都有几个站着上课的学生，下课我们都在教室外面疯玩，他们却连上厕所都要夹着屁股，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1980年我参军的时候，铁木耳大叔特意为我熟了一块新羊皮，卷成一个漂亮的皮筒，我带着这块羊皮睡在部队的硬床板上却从来没感到寒冷。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木耳大叔用他男人的襟怀代替了母爱。这让我无意当中又多了一个亲人。很多人羡慕我身体好，几乎不惹毛病。他们却不知道，这是我的亲人成功地运用了来自草原上的生活智慧，让我得以远离病痛。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六年。这相当于我上了六年大学，听了六年的生存课。还有什么比战胜灾难更快乐？我在人世间奔跑，在倾诉，在各种灾难中快乐地生存，即使是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躲着雨点儿，悠闲自在地行走。
在这一点上，我的父母对我的照料远远不及铁木耳大叔那般无微不至。那时候我母亲在守备区医院工作，一两个月难得回来，爸爸不是开会就是训练，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每天早上到机关的饭堂吃完饭就骑马上学。那是一所以蒙古孩子为主的牧民学校，他们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见到我，像见到猴子那般稀奇。种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相互排斥与讥讽到了极致，很难融解消退。我在这种环境下呆了足足一年，情势都没见好转。我开始沉默。幸好草原乐于接纳沉默，我在这种沉默中开始另一类活跃，那就是用眼睛和大脑说话。我是演讲者，我是听众。我是一个人，我是很多人。各种角色频繁不休地转换，一轮一轮地下来，我开始失语。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这就是草原。
母亲每次回来探亲，我总是变着法儿地缠着她，能多和母亲呆一天，都是我的胜利。
和母亲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说话。我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站在母亲身边，望着徐徐升起的太阳发愣。太阳的光芒，连同母亲的温暖同时向我照耀，我幸福万分，也痛苦万状。我很想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有多么想念她。可是，母亲和母爱都像门前的额尔古纳河，是流动的。我却不能流动，只能眼看着母亲和母爱越走越远。母亲脾气大，看不得我哭，我如果哭了，准会挨揍。老家有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话在我这里不灵，我要是哭了，我只能哭得越来越响，母亲不会因为我哭就对我偏爱有加。
这让我想起了刚进草原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到额尔古纳河边洗衣服，河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动。我让母亲帮我捉鱼，母亲却让我自己捉。我没看到过如此湍急的河水，我有些怕。我的恐惧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不说，掐住我的腋窝就把我扔进了河里。河水很深，足以让我没顶。我惊恐地挣扎，连喝了几口水。后来母亲揪着我的头发，目光如炬地说：儿子，你记住，不会游泳就要淹死。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在很多次部队举行的比赛或演习中都夺得了游泳名次。我曾经负重八公斤游出三千米，破了集团军的游泳记录。
我由此学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关于生存的本领，我几乎见样学样，每学必精。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学会了把保护自己放在生存的第一位。我甚至学会了吃草，使我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实草原上的孩子都有吃草的习惯。没有水果，食物总是极其单一，特别是秋季以后，除了牛羊肉，我们经常半年见不到蔬菜。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蔬菜对人体的重要性，但我们出于本能，见到绿色的植物就想塞进嘴里——大叶芹、芨芨菜、车前草、婆婆丁（苦菜）、野草莓、野韭菜、小根蒜、酸浆草我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这些植物或甜或酸或苦，但有益于健康。觅食的快乐无可比拟，吃饱了就在草原上睡觉，自有一番情趣。我在无意识当中培养了一种野外生存的技能，这让我以后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时有了相当充分的自信。曾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变成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人。
草原上的孩子们都能正常地面对饥饿。暴风雪来了，有时候几个月大雪封门，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我们只能吃生羊肉。渴了，我们便吃雪。雪看起来温顺，但塞到嘴里就是另一番滋味——出奇地凉，牙床都被它冻木，半边头会生生地疼。每到这种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挤到一起生活，以便腾出房架来烧火取暖。蒙古人有共同面对灾难的习惯，它也感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汉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都穿着蒙古袍子，都扣着蒙古皮帽，身上都散发着强烈的牛羊膻味，一切都司空见惯，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在乎的只是如何战胜大雪和严寒，如何度过那一个又一个刮着白毛风的漫漫长夜。
在一起生活久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几十年后，我在广州遇到了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她是女生，名叫斯琴其木格，她见到我时，嘴里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惊叫，百米速度扑上来，抱住我就哭。那是分别多年的骨肉亲情才会有的哭叫，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通往亲情的有效途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冷漠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草原上那种生死与共的责任。那天晚上，激动不已的斯琴其木格还和小时候一样，不避嫌疑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还像个怕冷的小女孩儿，紧紧地抱着我。我一直不能入睡，我望着斯琴其木格那张紫色的脸膛，默默地流泪。我发现我还是当年那个我，调皮、浪漫、坚韧、富有爱心。我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热情洋溢，还像一只公云雀，眼睛和血管里流动着抒情的歌声。我想，世俗的力量根本不能改变我。对，它不可改变我。我是草原上基因固定的树苇草，品质已接近木本。我喜欢自己做一个笨拙地爬上马背的人。我热爱马背，就像热爱平坦一样。马背意味着一种速度，一种高度。马背是我和自然界的社会性组合，它说明我不是单一的个体，我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我被斯琴其木格抱着，我们有共同的睡眠，有共同的呼吸，有共同的梦境。我们在共同保护自己，也在共同保护对方。我们的保护有着美丽的人性成分，那是一种爱，一种博爱，一种可以当饭吃当歌唱当成精神支柱的大爱。没有比生死与共更让人敬佩的品质了，我要为此放声歌唱。
说到歌唱，我要感谢铁木耳大叔，这位勇敢善良的蒙古汉子，用深情的歌声与琴声为我演绎了好多个蒙古传说。我相信每一个传说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对英雄的怀念与礼赞：成吉思汗、窝阔台传、术赤传、者别传、大将军木华犁我跟铁木耳大叔学会了用生命歌唱，用爱歌唱，用天地人三合为一歌唱。我还学会了把歌声融入血液，把马头琴的曲调编织在视线当中，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当成绕梁不绝的天籁！
我从斯琴其木格那里知道，铁木耳大叔于2005年9月去世了。老人辞世之日，正是野花烂漫时节。老人那偏僻的蒙古包旁边，一直都有嘤嘤的蜜蜂飞舞盘旋。老人一生好酒，我为此燃起三柱新香，恭恭敬敬地献上三杯酒。酒是五粮液，性烈，火一样的酒性飞进天国，让老人豪放一醉。老人酒不避醉，醉酒当歌，一把马头琴如泣如诉，令人沉迷。老人还有一腔厚爱，比酒更醇，比歌声更有暖意。老人去了，但音容宛在，爱意犹存。我忽然很想倾诉，很想表达我内心的躁动。我像一个毫无遮拦的竹筒，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珍宝，现在，我刻意要把它推翻！我的嘴边挤满了黄羊、野马、狼群、灰鼠和草兔，我的眼前则是奔腾的蒙北骏马，是成片的绵羊，是河流一般飘逸的牛群！尽管我已年近不惑，可我一瞬间又有了大吼一嗓子的冲动。我知道命运是一股力量，稍不留神就会上演一出悲喜剧。这时，我是相信宿命的。
斯琴其木格回内蒙的时候，带走了几本有我作品的杂志。我嘱咐斯琴其木格一定要把杂志送到敖登老师和铁木耳大叔的坟前。我要让我的师长们知道，我的倾诉已经由思想变成了文字，这是另一种倾诉，比奔跑和诅咒又高了一个层次。师长辈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我欣慰。在这里，我套用一句蒙古人的谚语：我掌握了文字，我一定是苍天的右手——现在，我把右手按在胸前，默默地对着天空说，我的亲人，愿你们安息。我会用爱保护自己，也会用爱保护别人。我不能忘记我来自草原，我曾学过狼和羊的哲学，我曾享受过倾诉，享受过爱。尤其是草原的宽广，让我胸襟飞扬，素无遮拦。感谢生活，感谢天地，更要感谢草原，是草原告诉我，人不要总想着自己，想着别人，会更快乐。
人。1983年夏天，敖登老师在接到平反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令人意外地上吊自杀。他是踩着一堆书籍把头伸进绳圈的，书后来倒了满地。当时我不在现场，据我的同学沈阳介绍，敖登老师死后手里还攥着一封信，那是他写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死的妻子的，通篇都是思念和愤怒。十年后，我在沈阳那里看到了敖登老师的信，看到一半我就哭了。我被老师的倾诉所打动。老师似乎留了一手，他没告诉我人还可以用死亡来倾诉，这是最伟大也是最痛快淋漓的倾诉，可以让世界震惊。这需要勇气，需要信仰的力量。敖登老师导演了一场悲剧，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观众。可是我没有看到剧终，我因为命运使然，中途退了场。所幸我记住了一种新的倾诉方式，这让我觉得我有了一种新的武器和新的力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里的色腺在慢慢变淡！没错，死亡就像一只残忍的手，它可以把这个世界剥成一张黑白照片。
死亡让世界失掉颜色。
这很像草原遇到秋天。
2008年春节期间，我再一次踏上草原，在内蒙古奈曼旗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找到敖登老师墓，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哭成了泪人。我想敖登老师会原谅我的脆弱。我现在是用泪水倾诉，倾诉一种想念，倾诉一种遗憾，倾诉一种时空倒错的苦痛！谁让我弄懂了一种方法呢？方法论现在十分流行，人们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但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方法太过于急功近利，走不了太远。只有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方法十分好用，可以支持我走遍天下。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我连声谢谢都无处可说。我想起了老师信中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2、用爱保护自己
草原充满了危机。每种危机来临，都可以要人性命。我的好多个同学和老师都先我而去。每次看到他们的亲人抚尸恸哭，我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护自己。
躲避死神和伤害，是人类的大命题。生活在草原上，这个命题就更为沉重。草原上的死亡方式和内地大有不同，稍不留神，你就被身边的灾难拉进地狱。我的体育老师杨进祥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至少有一百公斤，平时力量大得惊人。可是，有一年冬天他在校长家里喝多了酒，半道上睡在雪地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僵尸。我的许多同学不懂得在冬天的时候把袜子放在热炕上烘干，第二天照常穿着湿袜子上学，结果一个冬天下来，脚生了冻疮不说，还坐下了胃病，甚至患上不育症，痛苦终生。
我家有个蒙古邻居，就是会拉马头琴的铁木耳大叔，他一见到我就脱下我的鞋子，认真地检查我的袜子。他经常剪下一块羊皮，塞进我的鞋里，然后才满意地说：滚吧。脚下踩着一块干燥的温暖，那是冬天里的福气。我就是在铁木耳大叔的骂声里学会了生物性的自我保护。
我们上学的条件很差，学校离家太远，我们不能回家吃午饭，所以天天都要带饭。学校不给热午饭，饭只能凉吃，吃久了凉饭，胃会抽筋地疼。铁木耳大叔告诉我，干牛粪可以生火，中午的时候，把冷羊腿放在牛粪火上烤一下，吃了就不会胃疼。用牛粪火烤食物对于一个汉族孩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照做了。我知道，铁木耳大叔不会骗我。我也亲眼看到他用牛粪火烤羊肉吃。这以后的几年，我一直烤下去，羊肉没变味道，胃也不再疼了。我的同学沈阳却因为胃病，不得不回沈阳去住院治疗。沈阳的胃病一直都没有痊愈，1996年还动过胃切除手术。我到沈阳去看他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瘦得皮包骨，一米八二的个子，体重仅有一百斤，看了让人心碎。
铁木耳大叔每到冬天就给我准备一块羊皮，上面系着一条细绳子，上学的时候，铁木耳大叔把羊皮拴在我的腰带上，这样，不论我什么时候玩累了，都可以随意坐在地上。羊皮成功地阻隔了地上的潮气，我可以免受痔疮之苦。草原上的孩子大多有痔疮，发作起来不敢坐，只能站着上课。几乎每个班里都有几个站着上课的学生，下课我们都在教室外面疯玩，他们却连上厕所都要夹着屁股，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1980年我参军的时候，铁木耳大叔特意为我熟了一块新羊皮，卷成一个漂亮的皮筒，我带着这块羊皮睡在部队的硬床板上却从来没感到寒冷。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木耳大叔用他男人的襟怀代替了母爱。这让我无意当中又多了一个亲人。很多人羡慕我身体好，几乎不惹毛病。他们却不知道，这是我的亲人成功地运用了来自草原上的生活智慧，让我得以远离病痛。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六年。这相当于我上了六年大学，听了六年的生存课。还有什么比战胜灾难更快乐？我在人世间奔跑，在倾诉，在各种灾难中快乐地生存，即使是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躲着雨点儿，悠闲自在地行走。
在这一点上，我的父母对我的照料远远不及铁木耳大叔那般无微不至。那时候我母亲在守备区医院工作，一两个月难得回来，爸爸不是开会就是训练，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每天早上到机关的饭堂吃完饭就骑马上学。那是一所以蒙古孩子为主的牧民学校，他们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见到我，像见到猴子那般稀奇。种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相互排斥与讥讽到了极致，很难融解消退。我在这种环境下呆了足足一年，情势都没见好转。我开始沉默。幸好草原乐于接纳沉默，我在这种沉默中开始另一类活跃，那就是用眼睛和大脑说话。我是演讲者，我是听众。我是一个人，我是很多人。各种角色频繁不休地转换，一轮一轮地下来，我开始失语。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这就是草原。
母亲每次回来探亲，我总是变着法儿地缠着她，能多和母亲呆一天，都是我的胜利。
和母亲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说话。我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站在母亲身边，望着徐徐升起的太阳发愣。太阳的光芒，连同母亲的温暖同时向我照耀，我幸福万分，也痛苦万状。我很想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有多么想念她。可是，母亲和母爱都像门前的额尔古纳河，是流动的。我却不能流动，只能眼看着母亲和母爱越走越远。母亲脾气大，看不得我哭，我如果哭了，准会挨揍。老家有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话在我这里不灵，我要是哭了，我只能哭得越来越响，母亲不会因为我哭就对我偏爱有加。
这让我想起了刚进草原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到额尔古纳河边洗衣服，河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动。我让母亲帮我捉鱼，母亲却让我自己捉。我没看到过如此湍急的河水，我有些怕。我的恐惧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不说，掐住我的腋窝就把我扔进了河里。河水很深，足以让我没顶。我惊恐地挣扎，连喝了几口水。后来母亲揪着我的头发，目光如炬地说：儿子，你记住，不会游泳就要淹死。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在很多次部队举行的比赛或演习中都夺得了游泳名次。我曾经负重八公斤游出三千米，破了集团军的游泳记录。
我由此学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关于生存的本领，我几乎见样学样，每学必精。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学会了把保护自己放在生存的第一位。我甚至学会了吃草，使我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实草原上的孩子都有吃草的习惯。没有水果，食物总是极其单一，特别是秋季以后，除了牛羊肉，我们经常半年见不到蔬菜。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蔬菜对人体的重要性，但我们出于本能，见到绿色的植物就想塞进嘴里——大叶芹、芨芨菜、车前草、婆婆丁（苦菜）、野草莓、野韭菜、小根蒜、酸浆草我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这些植物或甜或酸或苦，但有益于健康。觅食的快乐无可比拟，吃饱了就在草原上睡觉，自有一番情趣。我在无意识当中培养了一种野外生存的技能，这让我以后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时有了相当充分的自信。曾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变成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人。
草原上的孩子们都能正常地面对饥饿。暴风雪来了，有时候几个月大雪封门，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我们只能吃生羊肉。渴了，我们便吃雪。雪看起来温顺，但塞到嘴里就是另一番滋味——出奇地凉，牙床都被它冻木，半边头会生生地疼。每到这种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挤到一起生活，以便腾出房架来烧火取暖。蒙古人有共同面对灾难的习惯，它也感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汉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都穿着蒙古袍子，都扣着蒙古皮帽，身上都散发着强烈的牛羊膻味，一切都司空见惯，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在乎的只是如何战胜大雪和严寒，如何度过那一个又一个刮着白毛风的漫漫长夜。
在一起生活久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几十年后，我在广州遇到了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她是女生，名叫斯琴其木格，她见到我时，嘴里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惊叫，百米速度扑上来，抱住我就哭。那是分别多年的骨肉亲情才会有的哭叫，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通往亲情的有效途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冷漠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草原上那种生死与共的责任。那天晚上，激动不已的斯琴其木格还和小时候一样，不避嫌疑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还像个怕冷的小女孩儿，紧紧地抱着我。我一直不能入睡，我望着斯琴其木格那张紫色的脸膛，默默地流泪。我发现我还是当年那个我，调皮、浪漫、坚韧、富有爱心。我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热情洋溢，还像一只公云雀，眼睛和血管里流动着抒情的歌声。我想，世俗的力量根本不能改变我。对，它不可改变我。我是草原上基因固定的树苇草，品质已接近木本。我喜欢自己做一个笨拙地爬上马背的人。我热爱马背，就像热爱平坦一样。马背意味着一种速度，一种高度。马背是我和自然界的社会性组合，它说明我不是单一的个体，我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我被斯琴其木格抱着，我们有共同的睡眠，有共同的呼吸，有共同的梦境。我们在共同保护自己，也在共同保护对方。我们的保护有着美丽的人性成分，那是一种爱，一种博爱，一种可以当饭吃当歌唱当成精神支柱的大爱。没有比生死与共更让人敬佩的品质了，我要为此放声歌唱。
说到歌唱，我要感谢铁木耳大叔，这位勇敢善良的蒙古汉子，用深情的歌声与琴声为我演绎了好多个蒙古传说。我相信每一个传说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对英雄的怀念与礼赞：成吉思汗、窝阔台传、术赤传、者别传、大将军木华犁我跟铁木耳大叔学会了用生命歌唱，用爱歌唱，用天地人三合为一歌唱。我还学会了把歌声融入血液，把马头琴的曲调编织在视线当中，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当成绕梁不绝的天籁！
我从斯琴其木格那里知道，铁木耳大叔于2005年9月去世了。老人辞世之日，正是野花烂漫时节。老人那偏僻的蒙古包旁边，一直都有嘤嘤的蜜蜂飞舞盘旋。老人一生好酒，我为此燃起三柱新香，恭恭敬敬地献上三杯酒。酒是五粮液，性烈，火一样的酒性飞进天国，让老人豪放一醉。老人酒不避醉，醉酒当歌，一把马头琴如泣如诉，令人沉迷。老人还有一腔厚爱，比酒更醇，比歌声更有暖意。老人去了，但音容宛在，爱意犹存。我忽然很想倾诉，很想表达我内心的躁动。我像一个毫无遮拦的竹筒，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珍宝，现在，我刻意要把它推翻！我的嘴边挤满了黄羊、野马、狼群、灰鼠和草兔，我的眼前则是奔腾的蒙北骏马，是成片的绵羊，是河流一般飘逸的牛群！尽管我已年近不惑，可我一瞬间又有了大吼一嗓子的冲动。我知道命运是一股力量，稍不留神就会上演一出悲喜剧。这时，我是相信宿命的。
斯琴其木格回内蒙的时候，带走了几本有我作品的杂志。我嘱咐斯琴其木格一定要把杂志送到敖登老师和铁木耳大叔的坟前。我要让我的师长们知道，我的倾诉已经由思想变成了文字，这是另一种倾诉，比奔跑和诅咒又高了一个层次。师长辈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我欣慰。在这里，我套用一句蒙古人的谚语：我掌握了文字，我一定是苍天的右手——现在，我把右手按在胸前，默默地对着天空说，我的亲人，愿你们安息。我会用爱保护自己，也会用爱保护别人。我不能忘记我来自草原，我曾学过狼和羊的哲学，我曾享受过倾诉，享受过爱。尤其是草原的宽广，让我胸襟飞扬，素无遮拦。感谢生活，感谢天地，更要感谢草原，是草原告诉我，人不要总想着自己，想着别人，会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