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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
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滇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第二十二章
三
梁必达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向“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提供他当年设圈套让李文彬钻罪行证据的，竟然是朱预道。朱预道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了当时在“中央文革”任职的某某首长的接见，某某对朱预道说，梁必达不是个好人，搞大比武的时候，跟某某跟得最紧，不听某某某的招呼，是个土匪头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达这样的人拉下来，把军权夺回到革命派的手里。
至于说在大比武中梁必达是怎样紧跟某某的，又是怎样不听某某某招呼的，朱预道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为当时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某某又说，某某某讲了，梁必达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以打倒为原则。凡是跟梁必达关系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当然，站错队了不要紧，允许同志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还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可以继续掌权。
朱预道在整个开会期间，受到这个代表着正确路线的首长秘密接见达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某某军区的某某某拒不交代问题，服毒自杀了。某某某师的政委黄某某，对抗运动，被群众专政了。某某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某某镇压群众运动，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枪毙了。几个回合下来，朱预道被折腾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某某首长向朱预道交底，梁必达是死老虎一只，连某某某都发话了，必须拉下马。某某首长要求朱预道爱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揭发梁必达的历史问题。
朱预道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某某首长冷冷一笑，说：“抗战期间，凹凸山地区一个县委书记被俘，就是梁必达和他手下一个县大队长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我们手里有材料，是从日军谍报机关里缴获的。梁必达等人不仅制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还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勾结，通过国民党的情报站，联合编织了李文彬叛变的谎言故事。事实上，李文彬并没有叛变，李文彬同志在日寇的魔掌里坚贞不屈，至死没有说出我军情报。李文彬同志是死在国民党军特工人员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是奉刘汉英的命令替梁必达杀人灭口的，他们制造了所谓的李文彬叛变的假象，就是为了挫伤一大批反对梁必达军阀作风和同国民党军勾结的革命派的积极性，为梁必达一手遮天坐山为王铺平道路。现在，铁证如山，难以抵赖，梁必达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度上来了。至于当年那个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是谁，你朱副军长恐怕比我们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朱预道听天书一般听完某某首长的话，惊骇不已。他没有想到那段已经封存了的历史又被抖搂出来，而且完全变了味。
李文彬被国共两方特工组织联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在获悉李文彬确实叛变之后。至于说借刀杀人，现在听某某首长一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时候，是他朱预道派一个班跟着去的。如果某某首长手里真有所谓的证据，最逃不了干系的还是他朱预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
这个被暗示为“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的人反复权衡，越想越怕且不说李文彬这档子事，现在的造反派简直比特务还要特务，火眼金睛，飞檐走壁，没有问题他挖地三尺也能给你挖出一卡车问题来，更何况谁能保证自已不犯一点错误呢，他不瞄上你算你走运，只要他瞄上你，你就跑不脱。
不久，就从军里传来陈墨涵被造反派打断肋骨、张普景猝发心肌梗死的消息，朱预道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战争年代光棍一条，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死拉倒，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那是干革命。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反革命，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更何况还有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受累呢。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离开北京之前，朱预道向某某首长表了态——坚决站在革命的一边，揭发梁必达的问题。根据某某首长的指示，朱预道回到军里之后，就给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古碑打了电话，秘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一个电话，梁必达就在劫难逃了。
造反派神通广大，加之不屈不挠，很快就探知梁必达栖身的地方，但由于部队保护得严密，一时难以下手。
问题是梁必达此时还是一军之长，要管理部队。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达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的——参谋长被打断了一根肋巴骨，他作为一军之长、军党委书记，老是东躲西藏不是个事，也不是他梁必达的秉性。倘若不是窦玉泉对他采取了软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面前亮相了。
梁必达被抓是朱预道下的诱饵。
江古碑见梁必达隐蔽很深，又有窦玉泉力保，并且动用了武装，下手不得，很是着急。后来便出主意让朱预道以主持工作的副军长的名义，给梁必达秘密地打了个电话，说是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遭到了破坏，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军长于某日某日寸赶到现场，要向国务院和军委报告。
朱预道起先非常犹豫，给江古碑打电话出具那个证明，他已经是出卖了良心，再“引蛇出洞”抓梁必达，实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坚定不移的思想工作。
江古碑说：“梁必达现在已经是病老虎了，不过他这个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胜追击，把他往死里整。不然的话，要是等他回过神来，恢复厂元气，你我就是死路一条。”江古碑是铁下一条心要报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达于死地而后快。
朱预道虽然不至于想把梁必达往死里整，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仅揭发了梁必达，还揭发了陈墨涵在起义的时候借追敌之手杀害东方闻音的罪行，揭发了窦玉泉贪污了一百件军大衣和一万斤粮食送给他家乡的罪行。张普景的问题他没有揭发，因为张普景的反已经用不着再造了——他也认为张普景死了。
到后来，为了彻底打消朱预道的顾虑，断其退路，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碑当着朱预道的面同北京的某某首长通了电话，然后又让朱预道听电话。一听到某某首长的声音，朱预道就身不由己了，颤抖着说：“我执行，我执行，我坚决听首长的指挥。”
某某首长说：“搞倒了梁必达，军里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先代理军长。”
朱预道当时声泪俱下，放下电话，擦干眼泪，抽了一支香烟，便要通了梁必达的电话。
梁必达一听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出了问题，再也坐不住了，让警卫员拿来了手枪，说了声“谁挡我我毙了谁”然后大义凛然地离开了医院，驱车赶往某某某某战备通讯工程施工处。
这一露面，就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
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
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滇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第二十二章
三
梁必达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向“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提供他当年设圈套让李文彬钻罪行证据的，竟然是朱预道。朱预道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了当时在“中央文革”任职的某某首长的接见，某某对朱预道说，梁必达不是个好人，搞大比武的时候，跟某某跟得最紧，不听某某某的招呼，是个土匪头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达这样的人拉下来，把军权夺回到革命派的手里。
至于说在大比武中梁必达是怎样紧跟某某的，又是怎样不听某某某招呼的，朱预道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为当时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某某又说，某某某讲了，梁必达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以打倒为原则。凡是跟梁必达关系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当然，站错队了不要紧，允许同志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还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可以继续掌权。
朱预道在整个开会期间，受到这个代表着正确路线的首长秘密接见达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某某军区的某某某拒不交代问题，服毒自杀了。某某某师的政委黄某某，对抗运动，被群众专政了。某某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某某镇压群众运动，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枪毙了。几个回合下来，朱预道被折腾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某某首长向朱预道交底，梁必达是死老虎一只，连某某某都发话了，必须拉下马。某某首长要求朱预道爱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揭发梁必达的历史问题。
朱预道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某某首长冷冷一笑，说：“抗战期间，凹凸山地区一个县委书记被俘，就是梁必达和他手下一个县大队长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我们手里有材料，是从日军谍报机关里缴获的。梁必达等人不仅制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还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勾结，通过国民党的情报站，联合编织了李文彬叛变的谎言故事。事实上，李文彬并没有叛变，李文彬同志在日寇的魔掌里坚贞不屈，至死没有说出我军情报。李文彬同志是死在国民党军特工人员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是奉刘汉英的命令替梁必达杀人灭口的，他们制造了所谓的李文彬叛变的假象，就是为了挫伤一大批反对梁必达军阀作风和同国民党军勾结的革命派的积极性，为梁必达一手遮天坐山为王铺平道路。现在，铁证如山，难以抵赖，梁必达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度上来了。至于当年那个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是谁，你朱副军长恐怕比我们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朱预道听天书一般听完某某首长的话，惊骇不已。他没有想到那段已经封存了的历史又被抖搂出来，而且完全变了味。
李文彬被国共两方特工组织联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在获悉李文彬确实叛变之后。至于说借刀杀人，现在听某某首长一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时候，是他朱预道派一个班跟着去的。如果某某首长手里真有所谓的证据，最逃不了干系的还是他朱预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
这个被暗示为“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的人反复权衡，越想越怕且不说李文彬这档子事，现在的造反派简直比特务还要特务，火眼金睛，飞檐走壁，没有问题他挖地三尺也能给你挖出一卡车问题来，更何况谁能保证自已不犯一点错误呢，他不瞄上你算你走运，只要他瞄上你，你就跑不脱。
不久，就从军里传来陈墨涵被造反派打断肋骨、张普景猝发心肌梗死的消息，朱预道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战争年代光棍一条，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死拉倒，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那是干革命。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反革命，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更何况还有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受累呢。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离开北京之前，朱预道向某某首长表了态——坚决站在革命的一边，揭发梁必达的问题。根据某某首长的指示，朱预道回到军里之后，就给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古碑打了电话，秘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一个电话，梁必达就在劫难逃了。
造反派神通广大，加之不屈不挠，很快就探知梁必达栖身的地方，但由于部队保护得严密，一时难以下手。
问题是梁必达此时还是一军之长，要管理部队。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达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的——参谋长被打断了一根肋巴骨，他作为一军之长、军党委书记，老是东躲西藏不是个事，也不是他梁必达的秉性。倘若不是窦玉泉对他采取了软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面前亮相了。
梁必达被抓是朱预道下的诱饵。
江古碑见梁必达隐蔽很深，又有窦玉泉力保，并且动用了武装，下手不得，很是着急。后来便出主意让朱预道以主持工作的副军长的名义，给梁必达秘密地打了个电话，说是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遭到了破坏，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军长于某日某日寸赶到现场，要向国务院和军委报告。
朱预道起先非常犹豫，给江古碑打电话出具那个证明，他已经是出卖了良心，再“引蛇出洞”抓梁必达，实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坚定不移的思想工作。
江古碑说：“梁必达现在已经是病老虎了，不过他这个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胜追击，把他往死里整。不然的话，要是等他回过神来，恢复厂元气，你我就是死路一条。”江古碑是铁下一条心要报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达于死地而后快。
朱预道虽然不至于想把梁必达往死里整，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仅揭发了梁必达，还揭发了陈墨涵在起义的时候借追敌之手杀害东方闻音的罪行，揭发了窦玉泉贪污了一百件军大衣和一万斤粮食送给他家乡的罪行。张普景的问题他没有揭发，因为张普景的反已经用不着再造了——他也认为张普景死了。
到后来，为了彻底打消朱预道的顾虑，断其退路，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碑当着朱预道的面同北京的某某首长通了电话，然后又让朱预道听电话。一听到某某首长的声音，朱预道就身不由己了，颤抖着说：“我执行，我执行，我坚决听首长的指挥。”
某某首长说：“搞倒了梁必达，军里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先代理军长。”
朱预道当时声泪俱下，放下电话，擦干眼泪，抽了一支香烟，便要通了梁必达的电话。
梁必达一听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出了问题，再也坐不住了，让警卫员拿来了手枪，说了声“谁挡我我毙了谁”然后大义凛然地离开了医院，驱车赶往某某某某战备通讯工程施工处。
这一露面，就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