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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
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
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
前提。
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
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k.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k.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k.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1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k.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k.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k.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k.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k.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k.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
往下读，在小屋里马上便显示出来，在场者视k.为完全不受欢迎的，他打扰了他们非常具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擦地板、洗衣服、喂奶）。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里稍睡一会儿。然后他被请了出去。一个“沉默寡言、缓缓思索的人，身体宽大，脸也宽大”朝他走来“您不能留在这里。”犹太人并非总是被不客气地或故意作难地赶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种自然规律的，没有激情、呆板生硬地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客人。”k.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与犹太人问题的并行性。在开头这一章中，这个民族的这个朴素的人给了暂时性的答复：“（人们是否需要您）这我不知道。假如说人们叫您来，那么他们也许需要您，这显然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小老百姓，总是照老规矩办。您别见怪。”k.还想迅速与房间里的一位姑娘交谈几句，但“k.的右边和左边已经各站了一个男人，被他们一言不发地用全力架了出去，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那老头儿不
知为什么乐了，拍着手。连那洗衣服的女入也为突然嘈声鼎沸的孩子们而笑了起来。”这个场面，永恒的犹太人命运，看上去就像是“别动，犹太人将被烧死”这句话的非常公正不阿的翻版。论据在这个世界为我们举行的犹太人问题讨论中是没有地位的“一言不发地，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
敌对的周围世界对k.来说分成了两个层次：村子——统治的城堡。为了能在村子里居住下来，他需要获得城堡的批准。但正如农民不理睬他一样，城堡也对他关闭着。城堡以小说中独特的象征性语言代表着上帝的领导，村子及其中的农民意味着“大地母亲”女人们让他靠近自己——他希望通过她们打开与各家庭间的通道，在脚下找到坚实的土地。同样对他来说职业也是与大地的联系，是扎根的因素。当他看到与当地的一个姑娘有建立关系的希望、有获得职业的希望时，他以为他的事业胜利了，他在梦里掂了掂自己的分量，感到他“难以区分地”夹杂在村子居民中一起升起。整个这段话中呼吸着一切同化心理学的幻觉精神：“只有作为村子里的工作者，尽可能远离城堡里的先生们，他才有可能达到城堡中的什么东西。那些对他仍然十分不信任的人将开口说话，假如他虽然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能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公民的话，假如他有朝一日与盖司太克或拉瑟曼毫无区别的话——这很快就会实现，而一切取决于它——到那时，所有道路都会在一瞬间全部向他敞开。
“k.的想法是沿着人们熟悉的道路展开的：通过与人的共处抵达上帝身边，从与一种自然生活形式的交融中发掘宗教的力量。k.显然有能力合理地分析这个秘密——却没有能力亲身到达其深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便有点感到被遗弃了，”他向那个教师抱怨“我既不归属于农民之中，也不归属于城堡之内。”“在农民和城堡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教师纠正他的说法。——这话听上去又像是一句名言、一句赞美诗句的意译了：“我们怎么能在陌生的国主唱上帝之歌！”下面阐述的k.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别具有人们十分熟悉的轮廓。犹太人处处触犯古老的风俗，——不自愿地变得令人讨厌——他有这么一种虚幻的感觉：对一切都比当地人更懂，他想以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简化、实际化整个事情，他们顽固不化。卡夫卡在许多场面中以带优越感的讥讽指出，村庄和城堡中那些似乎已经过时的、怪僻的机构针对这个不速之客在发展着怎么样的难以感觉到的抵抗力量。“您不是来自城堡，”旅馆女主人残酷地直率地对他说“您也不是村里人，您什么都不是。可惜您毕竟是某种东西，一个外来人，一个老是到处在赶路的人，一个老是引起人们头疼的人，一个意图不明的人对这一切我基本上不责备您。您就是您这个样子，我一生中见的已经太多了，所以见到您不见得就忍受不住。但您自己想想，您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您到这里来不过几天，就想要显得比上生土长的人对一切都知道得更多了。我不否认，可能有朝一日会达到完全违背规定、违背传统习俗的某种东西，但那时肯定事情不是以您所做的方式发生的，不是像这样总是说不，而只相信您的脑袋。”
那个村长也是这样，他同样明确地表现出对k.的强烈反感，尽管这种反感的表达与前述有着细微的差别。“您是作为土地丈量员被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工作给您没有人留您在这里，但这不是驱逐谁敢驱逐您呢，土地丈量员先生。前面那些问题的不清晰已经欠了情，应该客气地对待您。只是您看上去过于敏感。”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事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在1914年写的一个残篇中，卡夫卡将这同一个基本感觉表述得更加尖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来到一个村庄，这里我从未来过，”这篇小说延伸至笔记本中十四页处，然后遗憾地中断了，这是小说开头的话“在农民的庭院前面到处看得到高大、古老的树木。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一切都是那么宜人。”大墙上的一扇门敞开了。佃农的孩子们探出头来张望，看是谁这么晚黄昏时还经过村庄。叙述者吓得够呛，但他从一个过路人那儿打听到了情况。“外来人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他微笑着表示歉意。叙述者想在村子里过夜，去找一家旅馆，受到了观察。与他说话的第一个人对其妻子说：“我只是还想看看这个人将在这里干些什么。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必要窜到了这里来。你瞧吧。”卡夫卡继续说：“他谈论着我，当我是聋子，或者当我不懂他的语言。”接着是与这对夫妇的一番可怕的对话。这个外来人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个过夜的床位。这里一半是或全部是不曾挑明的敌对空气，一切都发生在这种空气中。“哪怕收留我对你们来说有一丁点儿不便，就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我根本不会坚持。那样我就到客栈去，反正我无所谓。’‘他话这么多’，那女人轻声说。这不是侮辱吗？竟用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o.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36)，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不妨读一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堡中那宛若亲历其境的冬景）。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
“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
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
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
前提。
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
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k.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k.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k.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1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k.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k.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k.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k.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k.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k.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
往下读，在小屋里马上便显示出来，在场者视k.为完全不受欢迎的，他打扰了他们非常具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擦地板、洗衣服、喂奶）。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里稍睡一会儿。然后他被请了出去。一个“沉默寡言、缓缓思索的人，身体宽大，脸也宽大”朝他走来“您不能留在这里。”犹太人并非总是被不客气地或故意作难地赶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种自然规律的，没有激情、呆板生硬地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客人。”k.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与犹太人问题的并行性。在开头这一章中，这个民族的这个朴素的人给了暂时性的答复：“（人们是否需要您）这我不知道。假如说人们叫您来，那么他们也许需要您，这显然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小老百姓，总是照老规矩办。您别见怪。”k.还想迅速与房间里的一位姑娘交谈几句，但“k.的右边和左边已经各站了一个男人，被他们一言不发地用全力架了出去，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那老头儿不
知为什么乐了，拍着手。连那洗衣服的女入也为突然嘈声鼎沸的孩子们而笑了起来。”这个场面，永恒的犹太人命运，看上去就像是“别动，犹太人将被烧死”这句话的非常公正不阿的翻版。论据在这个世界为我们举行的犹太人问题讨论中是没有地位的“一言不发地，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
敌对的周围世界对k.来说分成了两个层次：村子——统治的城堡。为了能在村子里居住下来，他需要获得城堡的批准。但正如农民不理睬他一样，城堡也对他关闭着。城堡以小说中独特的象征性语言代表着上帝的领导，村子及其中的农民意味着“大地母亲”女人们让他靠近自己——他希望通过她们打开与各家庭间的通道，在脚下找到坚实的土地。同样对他来说职业也是与大地的联系，是扎根的因素。当他看到与当地的一个姑娘有建立关系的希望、有获得职业的希望时，他以为他的事业胜利了，他在梦里掂了掂自己的分量，感到他“难以区分地”夹杂在村子居民中一起升起。整个这段话中呼吸着一切同化心理学的幻觉精神：“只有作为村子里的工作者，尽可能远离城堡里的先生们，他才有可能达到城堡中的什么东西。那些对他仍然十分不信任的人将开口说话，假如他虽然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能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公民的话，假如他有朝一日与盖司太克或拉瑟曼毫无区别的话——这很快就会实现，而一切取决于它——到那时，所有道路都会在一瞬间全部向他敞开。
“k.的想法是沿着人们熟悉的道路展开的：通过与人的共处抵达上帝身边，从与一种自然生活形式的交融中发掘宗教的力量。k.显然有能力合理地分析这个秘密——却没有能力亲身到达其深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便有点感到被遗弃了，”他向那个教师抱怨“我既不归属于农民之中，也不归属于城堡之内。”“在农民和城堡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教师纠正他的说法。——这话听上去又像是一句名言、一句赞美诗句的意译了：“我们怎么能在陌生的国主唱上帝之歌！”下面阐述的k.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别具有人们十分熟悉的轮廓。犹太人处处触犯古老的风俗，——不自愿地变得令人讨厌——他有这么一种虚幻的感觉：对一切都比当地人更懂，他想以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简化、实际化整个事情，他们顽固不化。卡夫卡在许多场面中以带优越感的讥讽指出，村庄和城堡中那些似乎已经过时的、怪僻的机构针对这个不速之客在发展着怎么样的难以感觉到的抵抗力量。“您不是来自城堡，”旅馆女主人残酷地直率地对他说“您也不是村里人，您什么都不是。可惜您毕竟是某种东西，一个外来人，一个老是到处在赶路的人，一个老是引起人们头疼的人，一个意图不明的人对这一切我基本上不责备您。您就是您这个样子，我一生中见的已经太多了，所以见到您不见得就忍受不住。但您自己想想，您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您到这里来不过几天，就想要显得比上生土长的人对一切都知道得更多了。我不否认，可能有朝一日会达到完全违背规定、违背传统习俗的某种东西，但那时肯定事情不是以您所做的方式发生的，不是像这样总是说不，而只相信您的脑袋。”
那个村长也是这样，他同样明确地表现出对k.的强烈反感，尽管这种反感的表达与前述有着细微的差别。“您是作为土地丈量员被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工作给您没有人留您在这里，但这不是驱逐谁敢驱逐您呢，土地丈量员先生。前面那些问题的不清晰已经欠了情，应该客气地对待您。只是您看上去过于敏感。”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事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在1914年写的一个残篇中，卡夫卡将这同一个基本感觉表述得更加尖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来到一个村庄，这里我从未来过，”这篇小说延伸至笔记本中十四页处，然后遗憾地中断了，这是小说开头的话“在农民的庭院前面到处看得到高大、古老的树木。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一切都是那么宜人。”大墙上的一扇门敞开了。佃农的孩子们探出头来张望，看是谁这么晚黄昏时还经过村庄。叙述者吓得够呛，但他从一个过路人那儿打听到了情况。“外来人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他微笑着表示歉意。叙述者想在村子里过夜，去找一家旅馆，受到了观察。与他说话的第一个人对其妻子说：“我只是还想看看这个人将在这里干些什么。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必要窜到了这里来。你瞧吧。”卡夫卡继续说：“他谈论着我，当我是聋子，或者当我不懂他的语言。”接着是与这对夫妇的一番可怕的对话。这个外来人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个过夜的床位。这里一半是或全部是不曾挑明的敌对空气，一切都发生在这种空气中。“哪怕收留我对你们来说有一丁点儿不便，就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我根本不会坚持。那样我就到客栈去，反正我无所谓。’‘他话这么多’，那女人轻声说。这不是侮辱吗？竟用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o.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36)，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不妨读一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堡中那宛若亲历其境的冬景）。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